可以说，郑和七次下西洋，惊涛骇浪，死伤无数，花费巨大，每一次归来最直接的结果是给皇帝带来满船“无名宝物”——从大象到观音竹。这些“异邦贡物”的最直接的作用，仅是让皇帝观赏之后更加认定自己的国度是“天下”的中心。由此，明臣自然会对郑和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其四，官场内斗严重。
明朝时期无疑是官场内斗极为激烈的年代。不仅皇帝要为捍卫皇权地位而斗，文官与武官为了权力斗，就连儒家传统官吏与宦官奸臣为了利益也斗。许多时候，好事坏事在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不同人看法与评价是不同的，导致思想混乱、道德失衡。一方面，郑和七下西洋举世瞩目，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却国内知者甚少，支持呼声难见。
有外国学者认为，正当郑和的浩浩荡荡驶过印度洋，明朝正出现了一场儒家官吏与宦官之间的殊死斗争。看来这场斗争是官吏占了上风，从而把中国引向灾难性的道路。明成祖永乐帝于1424年驾崩，朝廷政争连年，结果是官吏在政争中取得胜利。朝廷停止建造船舰，并限制私人造船业。为了防止回到旧政策，他们尽量销毁郑和的航海纪录，并在新帝的支持下，逐步解散海军。在1500年时，朝廷禁止民间建船，凡建造双桅船只者一律被处死，而到1525年，更明令拆毁所有远洋船只，历史上最庞大的舰队在一场不明就的政争中断送了。这次重大的历史走向，把中国引向贫穷失败和衰弱的道路。
笔者对此不敢完全苟同。因为中国从此与呼风唤雨的世界影响力擦肩而过，可能不只是单一的宫廷权力斗争所致。不过，郑和确实制造了历史，却没有改变历史，因为他的远征所造成的影响，完全取决于明朝是否有推行海洋发展的意愿，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们今天看到，当1487年葡萄牙水手迪亚士航行至非洲最南端，并将其命名为好望角的时候；当1492年西班牙水手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发现美洲的时候；当1498年葡萄牙水手达伽马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的航线的时候，明成祖朱棣之后的中国皇帝却宣布：下西洋为一大“弊政”。为了消除其影响，开始实施“海禁”。朝廷强迫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之后更是“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往来于海上的一切贸易均被停止，以致“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岑索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海禁”。此后，明、清两朝中国不曾有过任何出海之举。这最终使早已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技术的中国失去了跻身于15～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不禁很是惋惜。
过去，我们在历史书中看到，以美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使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海上大门时，那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嘴脸，不知是否会为明朝失去了一个绝佳的崛起良机而感叹不已。因为这个朝代，中国古代失去了最后一次称霸世界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