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明中期前，明代的“庶吉士制度”还不是很完备，存在些稍许的随意性。如，当时新进士必须通过“馆选”考试，成绩优异者才能成为庶吉士，但对于何时“馆选”，明廷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就是有时正常选，有时不选，有时却是同年多次选拔，如从永乐二年（1404年）到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除每科必选庶吉士外，有时还会一科多选，如永乐二年两次“馆选”，宣德八年三次“馆选”。
再如，对于是哪个衙门来负责庶吉士的选拔，明中期前亦也是反反复复，“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吏部同选”，或内阁负责，或礼部负责，或吏部负责。同时，对于何种人能够做庶吉士，明中期前亦也无硬性规定，“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此外，对于每次录取庶吉士的人数，明廷亦也是无定额的，有时仅一人，有时却是几十人，如永乐十三年选拔了六十二人为庶吉士，可在宣德二年却仅选拔邢恭一人为庶吉士。
明代的“庶吉士制度”真正被完善，是在弘治四年（1491年），在大学士徐溥的建议，明廷正式确立“一次开科，一次选用”的制度，即科举举行一次，庶吉士就选拔一次。
同时，弘治朝还确立了负责选拔庶吉士的衙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即规定了日后的庶吉士选拔由内阁、吏部、礼部一同负责。
此外，对于每年可录取的庶吉士的数量，弘治朝亦有定额，“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即每科最多不能超过20位庶吉士。
自弘治朝后，庶吉士的选拔虽然依旧有些变动，但大体如弘治朝所定的那般。当然，对于庶吉士的选拔，终明一朝，虽多有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明廷对于庶吉士的要求是“始终如一”的严格，非文学优等者不得为庶吉士。
即使被选为庶吉士，在三年的时间中，作为天下文人翘楚的庶吉士依然是被严格要求，时翰林院“设会簿，稽勤惰，唯以严声厉色督责之”，专设有“会簿”一职，负责检查庶吉士的学习情况，一旦有松懈、偷懒的时候，会簿必定会严厉斥责，且当时庶吉士不但要受到会簿的监督，还要受到馆长（“推一年长者为馆长，总挈诸务”）的监督。此外，庶吉士在三年的学习中，每月都须交“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翰林院“立案”，以此来作为日后“散馆”时授职依据。
当然，庶吉士虽在选拔，及学习时被朝廷严格要求，但一旦被选为庶吉士，只要他情商够高，他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毕竟庶吉士可是被明人称为“储相”的存在。
首先，庶吉士在学习期间，其授课老师多为翰林院、詹事府、吏、礼二部的高官，这对于庶吉士以后的仕途肯定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官员是极重乡谊和门生关系，而当时，在翰林院学习的庶吉士自然就是这些高官的门生，如此，这便为庶吉士以后政途的发展敞开了便利的大门。再是，庶吉士在学习期间，不但要学习，有时候还要负责起草诏书，为皇帝讲解经籍之责。想想看，作为皇帝的近臣，日日陪伴在皇帝身边的臣子，只要稍微有能力，他铁定是能被重用的。
因此，正是因为庶吉士这个职位能为人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更是能比他人更容易成为朝中重臣的条件，比如“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当时南京和北京礼部尚书、礼部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三鼎甲和庶吉士出身不可任；再如权力大升迁又快的科道官员“新科进士皆不得与”，“御史必试职一年始实授，唯庶吉士否”，此外，庶吉士最诱人的就是有了进入内阁资历，一旦进入内阁，就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