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战争。
自前133年到前119年，武帝就接连发动了数十场大规模的对匈战争，其中就包括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这三场规模达数十万的战役。而在这些战争中，虽然汉朝几乎取得了全胜，但所耗费的费用却是巨大的，如军粮、军械等物资的运输，这个支出就足以拖垮大汉，如前119年漠北之战，西汉“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可想而知武帝朝为了应对战争所消耗的费用是多么的巨大。
同时战争过后，后续的消耗更是如同无底洞般。如边防的建设费用，前127年武帝修筑朔方城就“费数十百巨万”，修建一个朔方城就消耗了这么多的财富，更别说武帝后面还接连修筑了五原、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数城，这其中的花费就更是巨大。
第二、赏赐。
武帝朝赏赐所用的财富是仅次于战争的存在，这点从《史记.平准书》中就可以窥知一二。武帝朝的赏赐主要分为二类，一为赏赐有功的将士，如前124年，卫青率军击溃入侵汉地的右贤王，并生擒匈奴王子10余人，五千余匈奴百姓，及百万头牲畜(《资治通鉴.汉纪》载:“得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还。”)，获胜后武帝就下诏“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前121年，两次河西之战，汉军大破匈奴，并占领河西之地，武帝遂“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前119年，漠北之战，汉军彻底击溃匈奴单于主力，汉朝彻底占领漠北之地，武帝遂“赏赐五十万金”，可以说每次大胜，武帝都会花费巨资去赏赐给那些有功之臣，而每次赏赐动辄都是数十万两黄金，可以想像这等长期的消耗显然不是汉朝的财政能够应付得了的。
二是赏赐给那些投降而来的匈奴人。武帝时期，在面对匈奴问题上，虽然大部分时候是采取军事进攻的策略，但是有时候也会采取“政治招抚”的方法，就是只要匈奴人投降汉朝，汉朝就会让他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并厚赏于他们，因此随着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接连取胜，投降而来的匈奴人也就越来越多，汉朝的财政压力也就越变越大。
而武帝当时却是全然不管西汉的财政能不能够应付的过去，只要匈奴人过来，他就厚赏。如前124年“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再如前121年浑邪王举族投降，武帝不但下诏“胡降者皆衣食县官”，更甚者“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就是地方没钱了，武帝就从自己的天子御府中拿出钱来赡养他们。
从中可以看出武帝对于匈奴降者赏赐是有多么的阔绰。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那些匈奴降者的赏赐显然已经严重消耗了汉朝地方的财政，最后都逼得武帝只能从自己的皇家府库中拿出钱来供养，可想而知消耗有多严重。
三、自然灾害。
武帝朝的自然灾害是西汉时期最为频繁的，波及的范围也是最广的一个时期。因每次发生自然灾害，朝廷势必就得拿出钱来去救灾，及安置灾民，所以武帝时期，在应付自然灾害一事上，国家的财政支付也是十分巨大的。
如前120年，山东地区发生了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洪水，为此武帝“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但因耗费实在太大，朝廷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救灾资金和物资，所以武帝不得不“又募豪富人相贷假”让商人们出钱去贷款给灾民。而之后为了安置遭遇水灾的七十余万灾民，朝廷更是“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史记.平准书》)。可想而知就单单山东一场大洪水就让朝廷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资金，就更别说武帝朝还遭遇过更大规模的大旱、地震等灾害，所以当时武帝朝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所耗费的救灾费、安置费等这些费用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也就是如此，基于以上的3点原因，最终武帝朝陷入了“财政匮乏”，“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这样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