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盛治”可以说是宋朝最为强盛的一个时期，清初大儒王夫之曾言“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在这一时期仁宗励精图治，将大宋治理成了一个有别于强汉盛唐的汉家王朝，那就是“富宋”。此时大宋的财富值超过了古今以来所有的王朝，较之盛唐亦不为过。如庆历年间，仁宗朝的税收就高达4千4百万缗，而这比唐朝极盛时期的"开元盛世"税收最高时的2百万缗都还要高出20余倍。不仅如此，就单单拿出仁宗朝最盛时期一年所征收的2千2百万缗的商税拿来比较，它也是“开元盛世”28年来的全部收入的10倍以上。可想而知宋朝的富有是多么的“前无古人”。
当然“仁宗盛治”的“富”不仅仅只是体现在财政收入上，同时也体现在人口上。据考证，从1021年真宗末年到1064年仁宗末年这43年的时间里，宋朝的人口从867万户，1993万口男丁增加到了1246万户，2642万口男丁。也就是说终仁宗一朝，整个大宋足足增加了379万户，649万口男丁，而我们要知道相唐太宗时期的总户口数也不过是如此，但是在宋朝却仅仅只是43年来增长的户口数，可想而知宋朝的民间亦是十分昌盛。
不过北宋始终都逃不过“盛极而衰”的铁律，宋朝虽然在仁宗一朝达到了鼎盛，但是同样也在仁宗一朝走向了衰落。在这盛世背后，三冗、战争、民变等问题都相继接踵而来，《宋史》曾言“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想想看就单单是为了应付辽、西夏两国，宋朝每年的支出就高达百万，那么再加上其他的支出，宋岂能不穷呢？也就是如此，自仁宗之后，先是“冗兵”、“冗官”、“冗费”等三冗问题变得日益的严重，再是宋朝周边辽、西夏两国先后对宋发起武装入侵，且宋朝也先后败于这两国，开始需要每年给予两国大量的岁贡。
再加上宋官员变的日益腐败，民间土地兼并的行为也越发的严重，百姓们纷纷因欺压、饥饿等问题举起造反的大旗，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的不完全记载，宋仁宗时期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高达57起，如富弼所言“臣伏思西贼未叛以前，诸处虽有盗贼，未尝有敢杀戮官吏者。自四五年来，贼入州城打刼者，约三四十州。向来入城，尚皆暮夜窃发，今则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也就是在这样种种的因素下，自仁宗之后宋国力开始急速衰退。
虽然这些问题在仁宗中后期就引起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有识之臣的注意，并且在范仲淹等人推动下，宋朝也进行了“庆历新政”这样的变革。但是由于这个改革触犯了权贵阶级的利益，尤其是皇族的利益，为此在实施不到7年的时间，这场本有望改变宋朝“财政匮乏，军力羸弱”局面的改革就宣告彻底的失败。而随着宋朝对于自身问题的改革接连被那些权贵阶级所破坏，自仁宗以来形成的问题就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
所以到了神宗初年，当时朝廷1年的财政收入几乎有93.46%要投入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当中。这包括神宗初年全国军队粮饷的支出4千8百万缗，官员的俸禄支出1千2百万缗，同时还包括支付给辽国50万两的银绢、西夏27.5万两的银绢。而我们要知道此时神宗初年的税收也仅仅只是4千余万缗，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神宗登基之初，宋朝就已然出现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这样窘迫的局面。
最终在1069年2月，神宗在王安石“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的鼓励下，及“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的提醒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自“庆历新政”之后又一轮新的大规模变法，而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宋史·列传第八十六》载“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疫、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就是在这一年神宗为变法专门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交由王安石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中书及门下皆不得过问，所谓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