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书体中，行书是最活跃最多书法爱好者喜爱的一种书体。古今书法家，无论他以何种书体见长，或以什么样的书法风格而闻名，几乎都写行书。行书不像楷书那样端庄严谨、复杂、难于书写，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以辨认，其实，它的实用价值不言而喻。
不过，行书要写出新意、写出风格来，也是不容易的。写好行书要有楷书的基础。“书法以用笔为上”，而各种用笔方法，都包含在楷书之中，行书笔法是从楷书笔法中化出，所以只有掌握了楷书的点画书写方法，才有可能写好行书。历代写行书的大家，晋有王、谢、郗、庚，唐有欧、虞、褚、薛，宋有苏、黄、米、蔡等。从流传下来的真迹来看，唐宋的行书大家，又多是楷书大家。
唐人的行书多取法于晋人，即二王：宋人的行书，则通过学唐人而远追晋人，二王成了行书的源头。唐以后的人学行书，临写最多的范本，一是《兰亭序》，二是《圣教序》（怀仁集）。其实这两“序”也都是出自唐人之手，并非王羲之的真迹。但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学行书入门的好范本。
一般地说，学书过程是先“约”后“博”，然后再归到“约”。先“约”是指选定一种范本打基础，打好基础再广泛涉猎，开阔眼界，博取众长；最后再选定一家作品，深入研修，写出自己的风格。风格既成，其新意也就自见了。
元代赵孟兆是一位四体皆能的大书法家，正、草、隶、篆，都有所宗，也都有自己的风貌，但以流派名世的书体，是他的楷书和行书，世称“赵体”。他的行书，先学过二王，在《圣教序》上下过苦功，后又学过唐代李管。他学李邕，是因为李邕的行书也是从二王入手的。李、赵学晋人各有取舍、创新，其共同特点是，都用楷书笔法写行书，不同的是李邕的楷书笔法完全是唐人风格，赵孟頫的楷书笔法怪守晋人法度。在结体上，二人正好相反，李的行书体势，多以敬侧求正，取晋法：赵孟頫的行书体势，多以平正示人，取唐法。赵孟頫学二王，其创新处，是在结体上揉用了许多唐法；学李邕的创新处，是用笔多改为截法入纸（如横画的写法）,转折多圆转顺笔而下。李邕的写法是劲健外露，给人以倔强之态；赵孟頫的写法是肉中藏骨，大有儒雅之风。如果将李的《岳麓寺碑》和赵的《妙严寺记》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上述这些不同点。
明代董其昌也是以行书名世的大家，也学过二王，学过李，行书的风格也属于秀媚一路，但他和赵孟頫却各自立门户。他自视甚高，爱和赵孟頫比长短。他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在书法家笔下，熟与生是相对的，“熟得俗”和“生得秀”也不是绝对的。北魏的许多造像题记，用笔结体可谓“生”，但其字风不是“秀”，而是森赫雄强。米芾的用笔结体可谓“熟”，但其字风不是“俗”，而是跌宕多姿。可见“俗态”不是“熟”的必然结果，同样，“秀色”也不一定由“生”而生。
具体说到赵孟頫，他的确娴熟于传统法度，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这样雍容典雅的行书来。他的短处，不在于“熟”，而在于他虽严守法度，却少激情，从纯艺术欣赏角度看，这不能不令人引以为憾。
董其昌比赵孟頫强的方面，是他的行书往往能表现出一种激情，这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无疑同具有娴熟的用笔技巧是同样可贵的。他说“吾书往往率意”，所谓“率意”就是“不经意”，即他所谓的“不作意”。“率意”往往能写出富有激情的作品来，但另一方面，由于“率意”，也有可能出现败笔，不能尽如人意。试比较赵、董各自书写的《赤壁赋》。赵孟頫的《赤壁赋》法度谨严，从点画、结体到行气，无不出规入矩，既稳且秀，温润可爱，实乃精心作意之作。董其昌的《赤壁赋》，用笔结体都是率意为之，写得洒脱流畅，情之所致，笔扫而过，长处是动感甚强，而短处是稍有飘浮、轻弱之嫌，而且还出现了某些败笔，如“清”、“酒”的三点水写法，因“率意”而失去了规矩，不足为训。这种类似的情况，在“作意”于法度的赵孟頫的笔下是绝难找到的。总之，赵孟頫的“作意”于法，董其昌的因情而“率意”，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同时也正是他们同源而异流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