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理论的关系
中国有翻译思想如“神似说”（或“神似论”），但它为什么不是翻译理论？它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是否给它带来先天不足，以致影响它继续存在的价值？“神似说”的再认识空间和未来发展向度在哪里？
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探讨思想与理论的关系。一方面，思想是大于理论的，一般而言，思想要比理论宏大，可以涵盖理论，甚至可以视为众多理论的集合。这种大于理论的思想可以称为“大思想”；另一方面，理论也是由思想发展起来的，而这个“思想”就是最初的想法、理念所形成的一个本原所在。它小于理论，我们可以称为“小思想”。但是，这种小思想只是从量上说的，它在量上还达不到一个理论所要求的论证的扩展性、充分性和系统性，不是说在质上有瑕疵，相反在质上是稳定的、内在统一的、充满生命力的。虽然是“小思想”，但它是理论的核心要素，是理论的胚胎，理论的酵母。我们不能因为是“小思想”，就一味小看它，因为理论正是由这样的“小思想”发展而来的。只有“小思想”合理、守正、符合逻辑，符合规律，才能保证生成的理论不走偏，发展壮大后真正能够发挥正确的引领作用。所以，理论的科学性就取决于“小思想”的科学性，理论的先进性取决于“小思想”的先进性，理论的创新性取决于“小思想”的创新性（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理念”甚至“想法”等同义词）。而“神似说”作为一种翻译思想或翻译观念、翻译主张，其对文学本质的把握，对艺术真谛的诠释，其本身的艺术价值性和合理性，都是不可否认的。当然，对于它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充分展开，加以辨析、论证、阐明，把道理说透，论述彻底，这样它才具有说服人的力量。
■对标准与策略、目标与手法的分析
不过，傅雷似乎并不想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去说翻译的事，就像他曾经也说过：“谈理论吧，浅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费笔墨；谈得深入一些吧，个人敝帚自珍，即使展开论战，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见仁见智的话，不了了之。翻译重在实践。”傅雷希望文学翻译活动能达到心中期望的美学效果，实现心中期望的审美价值。如果“神似”能作为一个指导原则，给文学翻译一个正确的实践方向、一个正确的审美追求，想必他已满足。上文已述，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就同时指出了法语民族和汉语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及审美意识等十一个方面存在的难以对等的差异。所以，在傅雷眼里，“神似”应当是翻译活动应该追求的审美目标，或对翻译成果进行审美评价的一个标准，也更应当是解决上述十一种疑难杂症的一种翻译策略或变通手法。由此来看，“神似”若能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似乎更重要。
然而，“神似”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法，怎样才能真正运用于翻译实践中？怎样才能帮助我们化解一个个语言障碍，再现原文的美妙和精彩？从传统而来的傅雷，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人表达审美体验和审美价值的言说方式，他们善用感性的语言而非知性的语言，寄托自己对于美的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他们不是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对话或交流而发表己见，不是为了说服谁而表达心声。他们抒胸言志，往往只是为了高山流水觅知音。觅得，则可以志同道合、怡情悦性；而若话不投机，那就各奔东西。傅雷似乎并不在乎理论上说服谁，影响谁。人文学科里，与其去做无谓论争，不如埋头“重在实践”。由此来看，“神似”如果作为一种标准或手法在傅雷那里没有说清楚，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属于思维方式的问题，是精神思想之存在方式的问题，可能傅雷并不曾想过在现代理论的层面多费心。
理论的自信来源于文化的自信。我以为，傅雷“神似说”立足于中国文化资源，体现了中国文论的某种特色和东方文化的某种优势。它的划时代意义和里程碑意义在于：它继“信达雅”后把中国译学发展到新的高度。它是理论的种子，理论的内核，至今深藏而仍有生命力，蕴含着可以释放和转化的现代性因素。或许因为傅雷当年只想在翻译实践中做出务实的成绩，并不愿意在“见仁见智”的理论上“展开论战”，而最后又“不了了之”。那么，这样的理论工作恐怕只有落在当代学人肩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