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说受害人分析或风险预警毫无意义，而是说我们应当以切实减少性侵为目的，进行科学而友善的提示。在信息传导的链条中，表达被解读为善意，往往比出于善意表达更重要。
“她漂亮、她穿吊带，她被性侵了，但不是她的错，是他的错”，和“她漂亮、她穿吊带，她被性侵了”也许将导致完全相反的结论：前者导向“小裙子你尽管去穿，色狼我们来抓”，而后者导向“不要穿暴露衣衫，防止产生诱惑”。
为何会有“归咎被害人”的观点？
事实上，不局限于性侵犯罪，归咎被害人乃至被害人自我归责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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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入室盗窃、激情杀人，部分被害具有强烈的突发性和偶然性；但我们同时执着于在消极事件和意外中探讨为什么。“荡妇羞辱”“受害者有罪”的观点不能简单等同于性别歧视、道德优越，背后亦有在面对不确定风险时，旁观者急于通过归责他人来营造心理暗示：“只要我不这样，我就不会被侵害。”对于受害人而言，自我归责的情绪冲动则更加强烈，证明“我有错我活该今后我能避免”似乎比“我没错我倒霉”更利于自我的重建。
而性侵的特殊性则是，男性确实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性自信：女性拒绝的举止被男性解读为“半推半就”，在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在相关调查中，23%的女性报告自己曾被强迫进行性行为，对应的男性则只有3%承认进行过强迫性行为（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在这种特殊的性心理差异和受害人心态下，大张旗鼓的“女性无罪”尚不能有效保护女性、消除耻于求助、报警的受害暗数，何况是言未尽意的“安全提示”。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同犯罪人会形成标签而重复犯罪，被害人同样会由于社会观念将受害者身份自我内化，对性侵容忍，进而可能再次被害；而罪犯则通过羞辱将性侵合理化，可能再次实施性侵。
通往地狱的道理，往往由善意铺就。在追求美的国度里，在青春流淌的园地，视美与青春为危险，是一种遗憾。
关爱女性、预防性侵犯罪，猎狼需要，提示也需要。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作者：姜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