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右）在民俗“活文物”常人春家中常氏家族的“人文物”
如果说陈连生是北京餐饮界的“活化石”，那么常人春则堪称北京民俗界的“泰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的主编定宜庄其实早在2006年就为常人春做了口述，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书稿拖到2015年常人春去世时也没能出版。直到今年，常人春的口述才最终与弟弟常寿春的口述合为一册出版，被命名为《“文物人”与“人文物”》。
“文物人”或“人文物”，是常人春自创的词，用来描述像他自己这样的人，意思是有些人本身就是“活的文物”，他们的一生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变迁，如果不重视这些老人，那么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将随着他们的去世而湮没无存。在此意义上，定宜庄带领学生们做的口述工作，就是在打捞记忆、保存历史。
常氏兄弟的家世非同一般，他们的祖父常晓茹是满洲旗人，而且在民国年间曾任京兆全区侦缉处处长，类似于现在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根据常氏兄弟零敲碎打的回忆，常晓茹的传奇生平才慢慢浮现出来。访谈者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和时代背景，对常晓茹有如此评价：
20世纪初正值辛亥鼎革之际，在北京城已经维持了数百年的八旗制度及其带来的“超稳定”状态面临崩溃解体，旧有的社会阶层也被打破……在旧日的一切规则都被破坏，科举中第的出路也被堵死的情况下，知识分子阶层地位下降，但那些原在官方体系以外的人扩展权力、提升地位的可能性却大大提升。这是个催生了大量乱世英雄的时代，常晓茹应当就是其中一位。
作为一位乱世英雄，常晓茹如何得到京兆全区侦缉处处长一职，常氏兄弟已经无法说清，不过访谈者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可以推断，常晓茹在京城经营着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与北洋军阀、清朝遗老，以及各种宗教、会道门等都有来往和利益纠葛。
访谈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常晓茹参加过“在理教”的经历。“在理教”据传创立于清康熙年间，以劝戒烟酒为名发展教众，规模遂逐渐壮大，到上世纪30年代，北京、上海、南京三地都形成了“理教会”。不过民国政府并没有将“在理教”看成是宗教，而是将其看作一个社会公益团体，认为它的目的还是“劝人为善”。由此也就可以解释常晓茹何以一生乐善好施、出手阔绰，甚至愿意收养一位与他素不相识却冒认是他儿子的陌生人为义子。
常人春后来之所以走上民俗研究之路，也跟祖父有关。常人春幼时体弱多病，于是常晓茹就带他到地安门外正一派道观火神庙看中医，并让他成为火神庙住持田子久的“记名弟子”（非正式出家修行，只是在庙里挂名）。虽然不算正式出家，但常人春每逢重要的节庆诞辰，都要到庙里去“随喜”，长期耳濡目染，就记下了很多仪式仪轨。
早年间，常人春学习各种民俗传统纯粹是兴趣使然，并没有做记录研究的打算。1955年，常人春给《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目写了一篇替胡风辩护的稿子，后来受到“胡风案”的牵连，去往东北农场劳动改造，结果一待就是2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常人春才终于回到故乡北京，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中国文化书院秘书处当秘书，中国文化书院解散后又通过政协成为“社联人士”，开始撰写、发表民俗文章，也出版了多部著作，在社会上赢得了一些名望。
常人春一生未婚，晚年略显落寞，甚至家宅拆迁后，只能寄居于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家中，直到去世。访谈中，弟弟常寿春坦言他与哥哥的关系不睦，也指出哥哥在为人处世方面的许多缺点，这些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常人春这位民俗泰斗的理解。从“小吴历险记”到《旗人风华》
在《“文物人”与“人文物”》中，常人寿透露了一点家族秘密：他们虽然都是满洲旗人出身，但1949年后填报户口时，报的都是汉族。这是因为民国初年时，由于满清统治的终结，满人在社会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备受歧视，当时很多人无奈之下都改了汉姓、报汉族。常氏家族就是这股时代浪潮下的一例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