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主编的北京口述历史系列，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在这些年“怀旧热”的潮流中，有关老北京的事物重又激起人们谈论的兴趣，比如胡同、遛鸟、茶馆、庙会、斗蝈蝈、琉璃厂、四合院、冰糖葫芦等等，可是大多数谈论往往停留在相对表层的符号层面，缺乏对老北京历史内核的阐发与论述。当代人谈论老北京，总会不自觉地带有现实意识和情感，以致或多或少偏离真实境况，而要想讲清楚老北京的历史内核，某种程度上非真正的“老北京人”莫属。
北京出版社从2014年开始出版的“北京口述历史”就是一套由“老北京人”讲述北京历史文化的丛书，到2017年已经出版两批共十部，今年又新近出版了《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两部。这套丛书的主编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她是国内著名的满清史学者以及最早的口述历史研究者和实践者之一。对于想深入了解老北京人真实生活的读者来说，无论本地“土著”还是外地“北漂”，从这套丛书入手，都是一份可靠的保障。北京小吃溯源
卤煮、爆肚、焦圈、豆汁儿、炒肝儿……这些都是北京声名远播的代表性小吃，好这口儿的食客百吃不厌，抗拒的人则闻之色变。那么，相对于“大餐”的“北京小吃”到底怎样界定？如何分类？是否存在一定的标准？
《变迁中的北京“勤行”》一书的主人公、“南来顺”老经理陈连生生于1936年，12岁进入餐饮行业学徒，在行业内经历了1949年后的对私改造和公私合营、困难时期、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等重大变迁，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不二人选。
北京老字号的清真饭庄有“老三顺”，分别是“东来顺”“西来顺”和“南来顺”，东来顺以涮羊肉闻名，西来顺以炒菜、烤鸭著称，南来顺则主要是用小吃吸引食客。陈连生从1961年到1989年在南来顺担任餐厅经理，堪称北京餐饮界“活化石”级的人物，素有“北京小吃第一人”的美称，由他来追溯小吃源流，再合适不过。从书中看，陈连生谈起北京小吃，也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在陈连生看来，“北京小吃”这个概念是1956年餐饮业公私合营后成立各小吃店开始的，当时各区相继新成立了国营小吃店，北京城里最有名的是四大小吃店：西四、隆福寺、大通、南来顺。“这些小吃店里的品种，就渐渐地被叫做北京小吃。在这以前，没有这么叫的，等于是约定俗成。”
那么什么样的食物可以算是“小吃”？陈连生说小吃过去被叫做“手拿食”，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手里拿着吃的食物，比如油饼、烧饼、火烧、芸豆饼、烤白薯等等，是劳动人民用来充饥果腹的食物，过去甚至还有一部分穷困百姓直接抢别人手里的东西吃。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准提高，小吃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展，可以分为早点、夜宵、零嘴儿、炸货、消暑、甜品等不同种类，包括馄饨、鸡汤面、炸酱面、豌豆黄、爱窝窝、杏仁豆腐、凉粉等今日大众熟悉的美味。
针对现在越来越多人感叹北京小吃毫无标准可言，陈连生提出，北京小吃其实有据可循，那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下由饮食服务公司内部出版的“成本核算卡”。所谓成本核算卡，是上世纪70年代末时为了统一小吃的制作标准而核定的用料成本单。陈连生掌舵的南来顺因为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小吃店，小吃品类多、质量高，宣武区（后合并入西城区）饮食公司就决定在南来顺搞品种试验，将每种小吃的用料标准确定记录下来，进而推广到全区、全市。
成本核算卡在当年的用途主要有两个，一是可供餐馆在计算成本时使用，二是可供饮食服务公司在检查工作中使用。例如，做100个糖油饼，需要面粉10斤，每个重1两，质量标准要求是“圆形鼓腔，直径16.5厘米，金黄色，糖面均匀，不糊”。陈连生保存的这些核算卡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更显珍贵。
当然，书中不仅谈论小吃，还有关于南来顺饭庄的历史、经营“老字号”的感悟等内容，足以从食道风味见出人生况味。
诚如这部口述历史的访谈者、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原指出的那样，从以往北京饮食文化的文献看，大多是文人以食客的角度进行讲述，即便有的书是行内人所著，也都是一些菜谱类的工具书，陈连生的这部口述有很大一部分讲的是饮食行业本身和行业历史掌故，故而具备相当大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