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崇寒
大多数人的20—30岁，都会经历从“独一无二”到“普通人”的转变，结婚生子、养育家庭、送走亲人、为俗事烦恼，30岁后人生进入hard模式。杜甫也不例外，他的30岁，刚好卡在开元年号的最后一年（开元二十九年，741）。这年，他从齐鲁赶回洛阳，娶妻筑“土室”，在洛阳东、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的首阳山下定居。那里埋葬着他的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还有些家族产业。不过为何杜甫会选择结束十年远游回归家庭，不落脚巩县、洛阳而是偃师？有一种可能是，杜闲去世，需要扶榇归葬偃师，杜甫作为长子到了履行义务的时候，他“筑室首阳之下”，安置继母和弟妹来偃师守制。浪了十年，是时候反思和规划未来了，先祖杜预的丰功伟业提醒他不要忘本，不要违仁，老杜家的孩子可是要成为从政的贤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去了那么多地方、认识那么多朋友，对他的仕途并没有什么帮助，家庭的变故不停消耗着他的精力。父亲去世，姑母和继祖母又分别于742年、744年逝世，杜甫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料理丧葬和写作墓志。
家中主要经济来源断了，杜甫回归洛阳上层社会，交往显贵秘书监李令问、驸马郑潜曜等人，“可能通过教授学生，或是为某位达官显贵作私人秘书或文字枪手”谋生。按理说，杜闲去世时官至五品，杜甫完全可以用荫服官，他却要体会“二年客东都”的滋味，为何？有人猜测他把特权让给了同父异母弟杜颖，使其在临邑做主簿，从正九品下的秘书做起，大概这么小的官职杜甫也看不上。他在洛阳的名气，吸引了忘年交李邕的求见，“世俗的眼光看来，一个乡贡落第的穷书生家里来了这样一位阔客人，确乎是荣誉，是发迹的吉兆”。要知道十几年前李白去渝州拜访刺史李邕，希望得他引荐时，李邕并不买这个年轻人的账，诗人愤而作《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以示回敬。
房兵曹胡马》诗意图，现代，高云，国画
狂人李邕倒也不在乎，他吃过的盐比李白吃过的米还多，历仕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以直言进谏知名。长安初年（701），御史中丞宋璟弹劾武则天宠臣张昌宗、张易之，武后不应。李邕在阶下大呼宋璟所说为社稷大计，陛下应该听取，武后只好接受宋璟请求。退朝后有人问李邕，“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何为造次如是？”李邕答：“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
果然有一年，李邕因其所献词赋深得玄宗好感，到处炫耀自夸，称自己当居宰相之位，结果招来麻烦，差点连命都没了。这种性格确实不适合官场，但在文坛很吃得开，越受贬斥，声名愈高，加上他又是行书碑法大家，朝中官员和天下寺观多备重金买他的碑文，稿酬之高，无人可比。人们称道他能文、善养士，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他任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刺史期间（唐玄宗专为他写了首《送李邕之任滑台》），前往洛阳、长安，街头总是挤满后辈青年，瞻仰他的风采，士大夫们争相寻访。这样一位在文坛呼风唤雨的大拿主动登门求见，自然是杜甫的荣誉，他把“李邕求识面”写进诗里，当作炫耀的资本。
两人当时聊了什么？或许提起共同朋友高适，杜甫与高适开元二十七年（739）相遇于汶水（在今山东），一个是裘马不缺的公子哥，一个是客于宋州（今河南商丘），“以求丐取给”的穷书生，才华横溢都被科举无情打击过，俩人一见如故，结伴同行。分别后，高适在今安阳、新乡、鹤壁一带漫游（旅游相州、寓居淇上），至滑台过冬，蒙滑州刺史李邕赏识，邀请他为其《鹘赋》作序。高适慨叹自己身在草野，没什么才能，“尚怀知音”。李邕的“垂示”给困境中的高适带来极大鼓励，由于李邕对文坛的吸引力和鼓舞，掀起了滑台、淇上一带文学活动的小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