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15日起，北京已经启动了秋季高校返校工作。截至目前，50余万大学生已经回到校园，融入正常的校园生活。北京各高校正逐步恢复教育教学秩序。
“非必要不出校”是否有必要？“相对封闭管理”如何落实？日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狄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做客北京卫视《老师请回答》节目，回应大学校园疫情防控常态化热点话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振韶，通过视频连线参与现场讨论。为何“非必要不出校”？
问：目前，电影院、地铁等公共设施都已经正常运营，为什么还要倡导大学生“非必要不出校”？
吴尊友：我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谈一谈，因为政策出来以后确实社会反响很大，尤其是大学生们会觉得是被限制住了，但我们回顾一下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大连的疫情和乌鲁木齐的疫情，当第一个病人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一定范围的传播扩散了，这时再进行防范已经晚了。大连最少，有100多个病例，北京新发地疫情报告300多例，乌鲁木齐有1000多例。如果发生疫情，我们的学生涉及到这个传播链了，学生又是学校里传播链的源头，那么就会给学校带来防控和管理上的困难，会非常麻烦。
从1月份以来，特别是6、7月份，我们看到北京、大连、新疆都发生了我们没有预计到的突如其来的聚集性疫情，实际上各项防控措施都在落实，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未来不再发生，我们只能保证发生以后，我们能尽早发现，能够把规模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回顾1、2月份，当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武汉封城，离汉通道限制76天，武汉一千多万人，为了全中国、全世界的疫情控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作为我们学生来说，目前按照教委和学校“非必要不出校”的规定执行，是非常有利于疫情控制的。
作为高校学生，如果真的发生疫情，你如果成为学校疫情传播链的源头，你也会感到自责，所以大家应该从科学的角度，从担当起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理解这项政策，要能够接受，并且能够很好地做好宣传。把“非必要不出校”变成一种自觉
问：倡导“非必要不出校”是否是对大学生群体的一种“歧视”？
狄涛：我们倡导“非必要不出校”是希望能成为学生的一种自律。应当看到高校的防控确实与社区和中小学不同，高校最大的特点是集体生活，同学们不仅吃在一起，而且住在一起。社区防控中行之有效的手段——戴口罩，在宿舍生活中就很难完全落实，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就是要从源头上减少感染病毒的可能，这也是倡导“非必要不出校”的基本考虑。
疫情期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一位同学做了一个校园疫情传播的模型，就是如果有感染者进入到校园，没有及时发现，那么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可能就会造成聚集性的疫情暴发，这种后果不堪设想。相比这样的后果，我们校园防控的要求要更严一些。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生活在校园里，卫生、健康既是我们个人的事，也是集体的事，是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我们应该主动地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主动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在自律的基础上，把“非必要不出校”变成一种自觉。
从近期北京高校学生回到校园的实际情况看，广大师生对学校防控措施总体是理解和支持的。我们注意到，一些学生在网上确实也有些情绪，这其中既有部分学校政策宣传不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有个别学校执行政策存在僵化、一刀切的现象。我们要求学校设身处地体验学生的生活，动态地调整防控措施，同时要充分沟通，形成师生共识。倡导“非必要不出校”于法有据
问：倡导“非必要不出校”，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否有依据？
王晨光：这应该从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面对的疫情风险的严重程度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并没有解除国家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的防控阶段，也就是我们法律上讲的“应急阶段”，我们现在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防控阶段，叫做“常态化防控阶段”，零星的小的地区区域疫情暴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