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包2元，扛一回就是6元。”魏萍扳着指头计算。她扛6个涂料包赚的钱，如今够买一份医院楼下12元的快餐，一荤两素带米饭。
丈夫去世后，魏萍的肩膀继续扛着整个家。
当时，儿子小伟即将参加高考。他从小就被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身体一直不好。他计划读个专科，毕业后尽快找工作，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女儿小雪成绩更好些，正在读初中，家里墙上贴着她得到的奖状，“校长亲手发给她的”。
一儿一女留在广安，魏萍独自去了浙江打工，恰好赶上“双11”。她在快递公司的仓库里扛包裹，7天赚了2000多元。
包裹里的商品与她无关。她从来没有在这场商业狂欢节里买过任何东西，双方唯一发生关联的时刻，就是包裹压上她肩膀的瞬间。她的工作是把分流好的包裹扛到运货车上。
2020年春节，魏萍回到家，计划着过完年去西藏的工地上干活儿。几年前她曾经去过，高原上招工，给的钱比别处多很多，因为“很少有人适应”。她老家在云贵高原，虽然没有西藏那么高，但她自诩比旁人更扛得住些。
在海拔超过4800米的工地上，很多外地来的工人走路都喘，而她仍然能在那种环境下扛包，“只不过第二天鼻子流血”。如果不是为了尽快还完丈夫治病欠下的债务，她本不打算再去了。
“一个月能赚7000元，我就能养我的两个孩子了。”今年年初，魏萍想象着“熬过2020年，把所有欠的账都还完，日子一定会好的”。
许下愿望不到两个月，女儿小雪就倒下了。
疾病和上一次一样，来得很突然。小雪起初只是头疼，但疼痛很快加剧了，她开始恶心、呕吐、抽搐。
魏萍对这些症状很熟悉，一年前，她的丈夫也是在出现相似的症状后，被确诊为脑胶质瘤的。她背起女儿，赶去医院，女儿软绵绵地趴在母亲背上，说不出话。不久之后，小雪的病确诊了，又是脑胶质瘤。
“我会不会跟爸爸一样，快要死了。”这个刚过完14岁生日的女孩哭着问母亲。为了准备手术，她剃去了及腰的长发。
魏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安慰女儿“不会的”。“陪着女儿一起”，她把自己的长发也剪了，跟孩子挤着肩膀自拍，开玩笑说“这是我家小儿子”。
去西藏打工的事情搁置了，魏萍带着小雪辗转了几家医院，最终来到岳池县人民医院。时隔一年，魏萍的生活再一次以医院为中心，一天24小时几乎都在女儿的病床前度过，失去收入来源。这个家庭去年背上的外债迅速翻番，累积到20万元。魏萍则迅速消瘦，半年的工夫，从110斤掉到了90斤。
“有没有手工活儿介绍给黑妹我做？”她在朋友圈里求助，“什么活儿都可以，能吃苦不怕累，要求不高，只要能挣生活费就可以，手不算很慢。现在没有办法出去，只能待在家里。”
她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她连续借了3次。魏萍已经不敢想象，钱什么时候能还上了。
医院帮她请来华西医院的专家，为小雪做手术。术后，小雪开始接受放疗。但医生提醒魏萍，小雪的病情很严重，即便做了手术，复发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今年6月底，女儿的放疗结束了，魏萍带着她回到花板乡的家里。女儿看上去正在好转，体重涨了些，身高也长了1厘米，胃口似乎也好了。
仅仅过了不到一周，小雪的颈椎和小腿开始疼痛。7月4日晚上，魏萍帮女儿洗澡，突然间，小雪发作癫痫，之后失去行动能力。
魏萍带着小雪，当晚就回到岳池县人民医院。安置好女儿后，她才发现自己一路赶来，连鞋子也没穿。
第二天，小伟回老家帮母亲和妹妹取生活用品。在坐公交车回县城的路上，这个高高瘦瘦的男孩突然晕倒了，被送到了医院急诊科，很快被确诊了尿毒症。那时，他刚接到一所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正在等待疫情过后学校开学。
魏萍蹲在医院的急诊大厅里，哭了出来。
“后来我在群里求助，没人帮我。”她有点难过地说。
小雪想过把肾脏捐给哥哥，但很快得知，肿瘤患者的器官无法捐献移植给其他患者。最终，他们决定将眼角膜捐给爱迪眼库，将遗体捐给川北医学院。
魏萍想到了自己的肾脏。近一两个月，她奔波在成都市和岳池县两地，接受体检、肾源配型，等待结果。最新的体检结果显示，她的肝脏有“不均匀改变”，疑似有“实质损害”，她推测可能因为自己“太累了”，长时间“休息不好”，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