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确定风险加剧，致使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繁荣衰退和增长乏力的风险。我们应科学辩证地看待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挑战，主动谋划“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制度变革的力量，将经济之危转化为新增长之机，逐步拓展“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思路，做好长期适应性的行为调整。
直面“后疫情”发展挑战，转危为机是决胜法宝
疫情期间，由于停工停产及疫情防控需要，餐饮、娱乐、休闲、酒店、商场等服务业态陷入停滞、半停滞状态，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等出现断点，波及上下游企业，劳动力市场、中间品市场和最终产品市场遭遇极大冲击。即便我国经济已经呈现稳步复苏态势，不可忽视的是，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恢复，所遭受的损失仍然有待弥补，经济复苏仍然面临较大压力。
尽管众多行业遭受重创，但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线上消费、娱乐、办公，工业生产、库存储备、物流运输等，无不彰显出疫情期间独特的技术优势，不仅助力新型生产生活及组织方式的养成，还为疫情期间生产生活资料有序流转供应和整个社会有序运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成为维持疫情期间市场活力的重要来源。2020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5%和0.4%。高技术赋能行业在此次疫情期间的优越表现，不仅凸显了我国关于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战略眼光，也成为我国下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催化剂，倒逼制造业企业主动参与智能制造。因而，疫情的刺激并非只带来萧条和衰退，还有许多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当科学辩证看待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挑战，清醒认知宏观现实、冷静把握发展大局，主动谋划“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战略，将经济之危转化为新增长之机。
解锁“后疫情”经济发展，制度变革是核心密钥
进入“后疫情”时代，对经济系统的修复、调整，克服“疫情后遗症”仍需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以应对疫情所造成的市场断链、脱钩，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变化，提升经济复苏韧性和增长潜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碚指出，对疫情的经济学理解不应停留在短期影响的层面，需要转变“暂时忍一忍”的短期行为模式，做好长期适应性的行为调整，拓展疫情过后的创新发展思路。当前不仅我国，世界上多个国家都即将面临“疫情后遗症”，而应对之策的关键在于制度。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它勾勒了行动者的选择边界和相互作用的游戏规则。任何个体行动者都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是个体的本性与社会现实的统一。制度变迁通过制度结构的变化对个体行为进行修正，从而导致对组织和个人的激励结构不断变迁。面对“疫情后遗症”的长期适应性行为调整并非能够在短期内养成，需要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同作用，以修正经济系统中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选择边界，引发长期的、有组织的、有目标的常态化经济行为调整，从而为“后疫情时代”克服“疫情后遗症”提供有力的制度武器。
发挥执政党组织优势，协同部署稳促制度变革
经济体是一系列微观主体的集合空间，经济体的组织性越好则协同程度越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特色在于有效的制度体系和丰富的组织资本。此次疫情防控的胜利就源自于我国各级党委及政府强大、高效组织能力和作风，真正从制度设计和运行层面实现了政令统一、上传下达、统一指挥、令行禁止，令世界为之惊叹。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能够快速得到实现，根本也在于我国经济体系的高度组织化和雄厚的组织资本，为全方位经济制度变革扫清了组织障碍、畅通了执行渠道，形成了强大的执行能力和效率。
面临疫情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推动经济最快速的复苏和发展，应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卓越的组织能力、大幅度推动制度变革：
一是，发挥执政党和政府组织资本充沛的先天优势，做好经济发展的前沿性预判，提前预警并主动规避诸如脱实向虚、超额货币供给、流动性过剩等各类不确定性风险，有序引导各级政府稳步部署经济工作，有力保障疫情期间及过后宏观经济政策内部及区域间的协同性和一致性，坚决杜绝以投机或粗暴的复工复产方式刺激短期经济，确保经济局面总体有条不紊，避免因宏观制度设计的非可持续性引致二次经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