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宁两地的青年批评家是我们工作坊的主体，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貌，又能集结为共同体。我近年来提倡的“同代人批评”也就是这种立场：所谓的“同在”、“同代”，并非假设同质、合流、无差别，而是预期在众数、多元、异质、个体、对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参与、“不齐而齐”。在开放、商讨、容留的基础上表达共识，比如不断打开对于文学的僵化理解，以集体发言的姿态来更为“响亮”地传递上述共识。
至于“抱团”倾向，我倒觉得吴亮老师的《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并未过时。如果真有不同的文学团体发表不同的文学主张，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争奇斗艳”，其实没什么不好。
2018年第二期工作坊“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举行
澎湃新闻：尽管工作坊以上海和南京的文学批评家为主体，但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参与者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小说家、诗人、编剧、艺术家、策展人、出版人、翻译家）。我看第四届工作坊的拟邀名单，还有非虚构写作平台“三明治”主理人、《武汉日记2020》制作人、“新史学文库”策划人、知名媒体人等更多元的加入，这些参与者也不局限于上海与南京两地。我们可以从参与者的组成，看出工作坊的举办思路有了哪些变化吗？
金理：我们工作坊的开展方式还是有延续性的：参与主体是沪宁两地的青年批评家，这批人是稳定的成员、“铁打的营盘”；然后按照不同的主题，邀请跨界、跨学科的嘉宾参与，这些嘉宾不限于沪宁两地，如同“流水的兵”。
比如即将召开的第四届主题是非虚构，除了阵容稳定的青年批评家之外，我们会邀请出版人、译者、记者、新媒体策划人、策展人等参加，他们的学科背景可能是新闻、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他们的工作方式可能是文字、图片、影像、田野调查等。工作坊上半场就由这些文学门类之外的与会者，陈述他们关于非虚构的实践与设想；下半场就由青年批评家展开研讨与回应。在我们的设想中，希望这种“跨界性”能进一步增强。
澎湃新闻：我记得在2017年的首届工作坊上，你提过学生们心中“青年文学”的版图已和你心目中的不大一样。刚才你也说到，文学研究者其实需要反身自省：文学的版图是否早就不是传统文学机制所认定的那几块。那么，在经历了三届工作坊后，你的“青年文学”版图有了哪些变化？
金理：变化肯定有的，没有变化的话才让人丧气对吧。
举几方面的例子：首先，不同的文类或者我们以前关注不够的文类，不断加入文学版图中。比如何平老师主持的《花城》“关注”刊发的游记、歌词、非虚构等等。不夸张地说，《花城》这个栏目将会影响到未来的文学史对于我们这个时段的书写，扩展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重建文学与现实、与日常阅读的联系。《花城》“关注”去年刊发了五条人的三部作品，当时这个乐队相对于一般观众而言可能还未“出圈”。我想起导师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到1980、1990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特意专设一章讨论崔健，这一章的创意主要来自张新颖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文章写于1993年。这种对于文化现场的敏感与贴身观察，如何转化为经典化与文学史书写，其实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其次，在传统文学机制之外，我们关注到了越来越多的平台，比如我们从豆瓣上结识了王占黑、大头马、陈春成、慕明……像《思南文学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已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刊物，后者往往采取“追认”的姿态，免不了滞后与被动；前者是既敞开心怀地接纳，又主动地去整合文学版图。
再次，出道较早的青年作家的转型，比如周嘉宁是最让我吃惊的。坦率地说，嘉宁以前的创作不在我追踪的范围内。可是近年来《基本美》《浪的景观》在我心目中完全已经是界碑性质的作品，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一段毛茸茸的岁月，后来不知道被什么力量修剪得整整齐齐。嘉宁的近作向那段岁月致敬，但又绝不是感伤的怀旧。我一边读一边在心里嘀咕：怎么写得这么好。总之文学版图还是得靠人的实践来渐渐形成，仿佛一列队伍，有早就出发的奔跑者，依然气息绵长；有不知哪个方向斜刺里插入进来的，虎虎生气……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