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代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今人在研究先秦史时，总是习惯性地将《商君书垦令》当作商鞅一派“重农抑商”的佐证。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比较片面的，毕竟《商君书垦令》收录的内容比较广泛，对商业的抑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来剖析一下《商君书垦令》中的论述：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
......”
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笔者有必要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东周战国的时代背景，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脱离了时代背景的任何真理都是苍白的。
战国是奴隶制社会晚期，整个社会的运转仍依托于农业。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商人、手工业者，但他们不论是规模还是创造的经济价值都远比不上农民。
那么，战国时期的商人主要靠经营哪些商品牟利呢？
种类比较少，仅有粮食、盐铁、生活用品及珍珠、玉石。由此可见，当时的商品经济是非常低迷的。在商人经营的所有商品中，粮食无疑是最重要的。以当时的农业生产力，除了蜀、越、楚三地有实力种出产量较高的水稻，其它地区的农业仍以小麦、小米和黄米为主。
若是用“亩产”来换算当时的生产力，那当时每亩地的产量还不到十公斤。很多不了解古代度量衡的朋友会误解“斗”这个计量单位，认为粟米“亩产一斗”的产量很高。殊不知，一斗折合成现在的度量衡也仅有12.5市斤。
低产量意味着什么呢？
时人不得不在农业上投入大量生产力，让老百姓吃饱饭是东周列国最先考虑的现实问题。即便是扩土开疆、保卫家园，也离不开粮食的供应。想要在东周时代的中原大地站住脚，不但要有充足的人力，还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如果，大家能理解这一时代背景，便会发现《商君书垦令》的论述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商君书垦令》非但不像某些国学家评论的那么苛刻，反倒十分符合当时的时代发展。《商君书垦令》里列举了对农业发展有危害的种种情况，并根据情况制定相应对策。
这样做的本质是什么呢？
还不是富国强民，让大秦长治久安嘛。
《商君书垦令》里列举了一些官僚制度对农耕的影响。吏治越高效，留给老百姓耕种的时间就越充裕。没有官僚阶级（士大夫阶级）对农民的二次盘剥，农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保证。商鞅的这套理论，是从根本上掐断士大夫阶层对百姓耕种的不良影响。
如果说，《商君书垦令》对吏治清明提出的要求提高了农民对耕种的积极性，那么，由《垦令》引申出的一系列法令就是对农民利益在法治层面上的保护了。《商君书垦令》规定，征税标准要依照土地的肥沃程度来制定，不能一概而论。
而且，制定的征税标准一定要明确无误，这样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官吏从中克扣的可能性。同时，国家制定了准确的征税标准，官吏就无法恶意加征。这样做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起码农民对国家的归属感更强，国家的公信力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