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兴国呆了两年多，卢琼越来越频繁地意识到，外出务工人员面临风险的概率大，农村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却又极低，他们往往缺乏相应的保障。
文｜邱苑婷 发自江西
经不起打击的命运
没死透的鸭子会跑，哪怕脖子折了、头没了，还能跑出去好远。
黄运华是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2020年的春节，她第一次杀鸭子，没杀死，鸭子绑着脖子跑了出去，血到处都是。黄运华怕得拎刀子的手发颤。对一个从小生长在江西赣州兴国县的农村妇女来说，这样的体验来得有些晚——在江西兴国的乡下，过年家家户户总是要杀一只鸭子的，它承担了年夜饭里的几样大菜。
但在2020年春节之前，这些残忍血腥的力气活儿总是由丈夫做的，轮不到黄运华。直到2019年中叶，她的丈夫在一个夜晚意外坠河去世。
得知消息的那一天起，黄运华的世界几乎崩塌了。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高三、一个大三，还有双方年迈带病的父母。而年前的一场大火，把她先前所在的制衣厂烧了个精光，她丢了一份每月能挣三四千的工作。疫情让这一切雪上加霜，由于订单减少，只有初中学历的她好不容易找到的县城制衣厂新工作，工资只有一千多。
江西兴国农村
从前兴国人提起自己的家乡时，“将军县”和“贫困县”这两个词总会挂在嘴边。当年，这里是根正苗红的革命苏区，贫苦的农民们扔下锄头去走长征、干革命。当时兴国全县人口不过23万，而参加红军的多达9.3万多人，光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2.3万余人，如今人口也仅85万的一个小县城，共出了56位共和国将军。但贫困依然深深烙印在这个以低山丘陵地带为主的山区县。
在2020年4月底宣布脱贫前，江西省曾有25个贫困县，赣州兴国就是其中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像黄运华一样的农村家庭，苦难接踵而至的状态，在过去的兴国并不少见。约两年前，在国家扶贫政策和企业帮扶下，黄运华和丈夫刚实现脱贫，但这场坠河意外，把这个刚见到一点希望的家庭，重新打入贫困的泥潭。
一夜返贫，但日子还得过。只是接下来，黄运华该怎么办，她能怎么办？
“老村长”与新鱼塘
见到黄运华前，我们的面包车在郁郁葱葱的山里绕来绕去。零星的水稻田被地势分隔成一小块一小块，溪流与竹林在眼前穿梭而过，却很难感到田园的唯美——路边偶尔还能见到农村里墙面开裂的泥坯房。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兴国县杰村乡和平村，离县城有一个多小时车程。尽管家家都已经通了水泥路，但依然会遇到仅有一车宽的桥面，老司机也只敢把车速放到十迈、屏住呼吸，轮胎几乎是一点一点地擦着桥两面的边缘压了过去。
黄运华的家
带我们去见黄运华的人是卢琼和老村长张练功。卢琼是碧桂园帮扶兴国的扶贫职工，已经在兴国呆了两年。她的人生本来和兴国、和扶贫都搭不上半点关系：云南人，在位于广东顺德的碧桂园总部当了二十年多年财务——在面对众口一致的惊叹时，卢琼大姐咧开嘴笑了：“还有十年退休，正好。”
对卢琼来说，“正好”的意思，是“可以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了”。看似稳定平淡的生活，随着儿子考上大学、丈夫异地工作，有了改变的可能。恰好，碧桂园在2018年5月与九省14县结对帮扶，卢琼选择了报名新成立的扶贫部门，被派到江西兴国。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杰村乡后，“老村长”张练功带着她走村入户，挨家挨户地了解情况。
张练功（左）与卢琼（右）
张练功在村里30多年了。2018年3月他刚退休，之前当过和平村的老师、文书、主任，走哪都带着一个塑料布公文袋，里面整整齐齐装着资料、手写的一沓讲稿，对数字尤其记得清楚——有多少贫困户、哪户人家住在哪、家里几口人、养了什么牲畜、有几亩地、孩子怎么样，他都门儿清。
“碧桂园需要一个公益岗位的‘老村长’，你愿不愿意当？”认识大概几个月后，卢琼问张练功。老村长的工作是协助碧桂园扶贫干部熟悉当地情况、走访贫困户、出谋划策，沟通协调村务、接待、宣讲等等，接触下来，卢琼越发觉得热心认真的张练功是老村长的不二人选。“试试看吧。”张练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