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保祥无异议后在立遗嘱人处签字按印，吴兆广和吴兆勇在第三人处签字按印，吴倩未在打印的遗嘱上签字，吴兆广为吴保祥宣读遗嘱的过程有录像，签字的时候也有录像。
针对这份遗嘱，卜美玲认为不具备法律效力，原因有三。
其一，该“遗嘱”是由遗嘱继承人吴保利的女儿吴倩打字形成，立遗嘱现场除了“第三人”吴兆广和吴兆勇以外，还有遗嘱的受益人吴保利及其女儿吴倩。
既然吴保利和吴倩都在场，但他们却又不在“遗嘱”上签字画押，这本身就是在弄虚作假。
其二，《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遗嘱的法定形式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等。且《继承法》的上述遗嘱的法定形式均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从形式上看，本案吴保利出具的“遗嘱”像是代书遗嘱。但是，其形式和内容又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
《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但本案中，吴保利提供的所谓“遗嘱”并不是由被继承人吴保祥口述，由在场见证人中的其中一人代书记录形成；而是由遗嘱受益人吴保利在场，由吴保利女儿吴倩打字形成的，并不是被继承人吴保祥的真实意思表示。
其中，遗嘱法定的“见证人”并不存在，而是由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所谓的两个“第三人”。
同时，该“遗嘱”更不符合法定的“录音遗嘱”形式。录音遗嘱，是指被继承人自己口述并进行录音记录的遗嘱，上述“遗嘱”显然不是。
所以，吴保利所出具的“遗嘱”，不符合《继承法》规定的任何一种形式，依法当属无效。
其三，《继承法》规定，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利害关系人在场，必然对立遗嘱之人真实意思产生影响。因此，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不得作为遗嘱见证人。
但本案中，吴保利作为“遗嘱”的受益人，与其女儿吴倩同时站在立遗嘱之人面前，见证立遗嘱的全过程，并且遗嘱内容还是由利害关系人吴倩打字形成。因此，不能排除吴保祥在立遗嘱前受到吴保利等人的威胁和恐吓。
说到威胁和恐吓，完全是有可能的。
吴保祥总共六姊妹，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他虽然一生无儿无女，但在家中除了四弟吴保利外，还有两个弟弟和妹妹。在此情况下，为何他独宠四弟吴保利，将夫妻共有的两套房产毫无保留地全部赠送给四弟继承，而其他四个弟弟妹妹、以及相依为命近20年的妻子，连一分钱都分不到，这是极其不正常的，简直就是“逆天”。
此外，吴保祥在立遗嘱时，明明501房产是由吴保利在出租谋利，但遗嘱当中却称该房处于“闲置”状态，这难道不是吴保利在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吗?
除了上述不正常的“逆天”现象外，还有就是吴保祥在明知自己身患绝症且又没钱医治的情况下，仍将夫妻共有房产以遗嘱的方式赠予吴保利，并且还要向别人借钱偿还吴保利为该房垫付的装修款，接着自己再去借钱看病，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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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上述“遗嘱”法律效力、立遗嘱的不正常现象不谈，吴保祥在账目上与吴保利已一笔勾销，在财产上早已与吴保利重新划清了界线。在此情况下，吴保利再来主张继承吴保祥夫妻共同财产，实在有点不厚道。
前面说过，兄弟俩于2018年10月21日达成协议，吴保祥向吴保利支付其垫付的水电费、装修费及治病垫付的费用共计5万元，吴保利就得将其占用的501房归还给吴保祥。
由于吴保祥无钱支付，因此委托卜美玲的女婿张峰洲为其垫付，张峰洲当即向吴保利转账了5万元。2019年1月30日，吴保利已将其占用的501房归还给吴保祥。
从时间上来看，吴保祥立遗嘱由吴保利继承其房产的时间是2018年10月10日，遗嘱的内容条件是基于吴保利为其垫付水电、装修、治病费用。而他们俩针对上述费用问题，已于2018年10月21日重新达成协议，在财产上完全划清了界线。因此，后来重新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覆盖“遗嘱”内容的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