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
定陵，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寝，1956 年到1958 年被考古发掘。这位皇帝在世时以懒惰和贪财闻名，这在他的陵寝中也得到了体现。在定陵数不胜数的珍宝之中，有数量众多的金银，包括大量的金银器。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说：“在最富裕民族间，金银自然有最大价值，而在最贫乏民族间，自然只有最小价值。在最贫乏的未开化民族间，金银几乎没有价值。”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停留在原始的、封闭的、没有商业的时代，金属的价值远不如可以用来吃穿的物品重要。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也说：“贵金属将显示出经济生活逐级上升的趋势。”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繁荣兴旺的象征。
白银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社会中流通的货币的？关于这个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宋代以来用银很广泛，但同时还说，金朝哀宗正大年间，也就是1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后期，“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人们对于白银货币化的时间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是，普遍都认为，白银在明代成为广泛流行的货币，却是毫无疑义的。
定陵博物馆图
当然，白银不是从明朝一建立便成为主要货币的。在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历程中，他曾经铸造过铜钱——“大中通宝”钱，而建国后也在南京设宝源局，制造铜钱。然而，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准备发行纸币。次年，中书省正式印造纸币——大明宝钞。
为了推行宝钞，明朝政府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尽量使用宝钞。其次，政府为了保证宝钞的通行，严禁民间用金银交易，甚至有时禁止用铜钱交易。由于明朝的宝钞是完全没有钞本的，也就是没有发行准备金，这成了大明宝钞的致命缺陷。明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像元朝末年的纸币一样迅速贬值。正统元年（1436 年），银一两抵钞千余贯。也就是说，从最初发行到六十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只有原来价值的千分之一。迅速贬值的宝钞，形同废纸！
到成化、弘治年间，也就是15 世纪后期，民间交易已经主要用银了，白银已然成为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通货了。15 世纪70 年代，著名的宦官汪直曾经指着一位敢于不对他阿谀奉承的县令骂道：“尔头上纱帽谁家的？”
县令恢谐地回答说：“我的纱帽，是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
张居正（1525年—1582年）
到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辅政时期，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大力推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赋役折银是一条鞭法的核心之一。万历皇帝甚至还铸造“万历通宝”银钱，分四钱和四分两种。这表明，政府正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便利条件。自此，从国计到民生，朝野上下尽皆用银，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了。清初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为方便交易，“虽穷乡僻壤，亦有银秤”。
这在从欧洲来的传教士的记载中也可以证实。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台斯的神父记录下了以下这样的细节。他说：“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带着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戥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二钱银子或者五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
他还说：“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着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来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熔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英国历史学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 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动性状态的迅速而集中的转变。无独有偶，这样的一种巨变，在16 世纪下半叶的明代中国也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