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驾崩，年仅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并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便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八月，张居正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各部门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
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四百三十五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二百五十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见《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
正如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明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张居正上疏据理力争，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朱翊钧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
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皇帝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
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张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