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密建蒲山公营围歼张须陀部之后，又吸收了裴仁基这种隋朝旧将，以及秦叔宝、程知节等讨捕盗贼的新募武夫。所以，在李密和翟让于大业十三年火拼之前，整个团队以李密为首，以翟让为次，形成了“双峰”的权力结构。
不过这种权力结构非常不稳定，虽然李密通过占据洛阳周边粮仓的战略，取得了瓦岗军势力的疯狂扩张，并得到了大批隋朝旧官的投效，势力煊赫一时，投效他的小势力甚至直达海边。
但是，由于隋炀帝仍在，并在自己远赴江都之后，安排最亲近的亲族镇守长安、洛阳、太原等战略要点作为核心支撑的北方防御布局，隋朝只是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依托众多自隋初即经营的国家级粮仓和行宫武库，完全可以实现自守。
换言之，李密在歼灭张须陀的“讨捕”野战部队之后，只是阻断了帝国的血液流动，众多反叛的郡县则只是帝国皮肉上的溃疡，哪怕是瓦岗军大业十三年春攻破兴洛仓之后定章建制，也不过是一个以兴洛仓周围四十里为驻扎地的坐寇组织，只不过是大一点的溃疡罢了。
隋帝国真正的核心骨架，仍然坚不可摧，所以，在大业十三年，李密的主要精力，都被纠缠在了兴洛仓、回洛仓这两个国家级粮仓的周围，败则退归兴洛仓，胜则推进至回洛仓，也就是洛阳外围。
这番拉锯，在很多人看来是浪费了“入关”夺去长安的时间，但是李密和柴孝和之间的讨论已经说得很清楚，关中虽好，他的部下却是关东人，隋朝的长安防御并不薄弱，如果打不下来，跟随他的外围势力都会散去，各自称王称霸，连此时此刻的声势都不会有。
由此可见，李密对于自己部下存在的致命弱点洞若观火，那就是一群“溃疡”尚不足以与隋朝“总决战”，而是要在洛阳这个隋炀帝对关东统治的中心一直存在下去，通过军事胜利来制造政治影响，鼓动关东各地的“土豪”反叛。
这一点上，李密的团队和日后李渊的团队完全不同，因为哪怕直辖武力之中，仍旧掺杂着翟让的势力，更不要说那些不远千里表示归顺的地方势力了。
所以，随着瓦岗军在洛阳周边声势的壮大，大批的“土豪”和“义军”表示了归顺，这时才有百万大军的声势，而直辖的力量也达到了三十万之众，革命形势大好之际，第二大势力翟让集团就开始对权力有更大的诉求，无论是翟让部下王儒信鼓动翟让成为“大冢宰”，也就是仿效北周宇文护建立“霸府专权”，还是翟让哥哥建议翟让夺权称帝，都是这种背景下内部出现的杂音。
“兵”出了问题，失败情绪和对统帅的质疑不断传染，也就导致了整个组织的“雪崩”，说得直白点，就是李密在什么都没有做错的情况下，输给了大隋朝的制度，因为正是隋文帝开始的聚集天下财赋于京师的疯狂摄取，造就了整个帝国过于集中的财富布局。
这种布局之下，李渊以3万人起兵，仅仅一个晋阳宫就能献铠甲17万领，等于是一个士兵可以分5副铠甲，而刘武周占领一个汾阳宫，就能从一郡的小势力，扩张为席卷整个河东的狂飙。而偏偏李密的面前，只有一个洛阳坚城，不吃掉它，部下会散去，一直啃不下来，部下还是会疲惫、厌战，这几乎就成为了一种宿命。
究其原因，仍在于隋文帝时代的战略布局，即以关中、河东为根本，河南、河北只是需要防范的先征服地，至于江南，干脆就是自己统治下的假想敌，在此条件下，各种资源都向根本之地集中，而河南、河北，哪怕是经过隋炀帝的运河贯通，仍旧只是资源的摄取地。
所以，李密以这些隋朝的“敌人”为根基构建的反叛者团队，早就在隋帝国的意料之中，而李渊这个隋朝“自己人”的反叛，却是计划外的意外，直接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崩溃和根本之地的快速易主。
不过，李密的未能东山再起，却真的与人事上的败笔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在他战败后，即将到达徐世勣镇守的黎阳时，旁人的劝谏，见《旧唐书·李密传》：或谓密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