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成书于唐初，虽然其一手史料都来自晋时的各种资料，但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唐初政治风波的影响，特别是玄武门之变。而《晋书》又是唐太宗直接下令编修的，所以《晋书》难免带有唐人的意识形态。唐太宗下令编修《晋书》时，就明确表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修《晋书》就是为政治现实服务的，而且唐太宗还亲自动手写了几篇论赞。故而《晋书》带有较为浓厚的唐太宗色彩，这一点齐王司马攸的问题上，反应特别明显。
李世民就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而登上帝位的，他在玄武门之变之变前的境况和司马攸有些相似，所以他对司马攸是比较同情的。在《晋书·武帝纪》的论赞部分里，李世民对司马炎打压司马攸、力捧司马衷的行为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李世民批评司马炎立嗣的问题，多少有为他自己辩护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晋书》刻意批评司马炎，褒扬司马攸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合其他史料来看司马攸的话，他一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历史功绩，其才华才学是否真如《晋书》描写的那样，恐怕有待商榷。如果抽丝剥茧看司马攸，可以发现司马攸众望所归的宗室贤王形象，不能排除是他努力争取的结果。特别是在西晋初年，司马攸的一些政治动作，颇值得玩味。
西晋大力倡导孝道，以孝治天下。所以大家都在孝道上做文章。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做出了守孝三年的政治姿态。司马攸为司马昭守丧时“居丧哀毁，几至灭性”。作为宗法上司马昭“侄子”的司马攸，他的这一表现其实是超出了正常的礼法规制，对他增加政治声望的颇有益处的。
司马攸被册封为齐王以后，曾长期待在洛阳，并未到齐国就藩。在居洛阳期间，他要求齐国文武官员的俸禄全部从齐国的租赋里支出，不用花朝廷的一分钱。当齐国遭遇干旱水灾时，他就下令减免齐国百姓的赋税，同时还会想办法赈济灾民。
攸虽未之国，文武官属，下至士卒，分租赋以给之，疾病死丧赐与之。而时有水旱，国内百姓则加振贷，须丰年乃责，十减其二，国内赖之。-《晋书·司马攸传》
司马攸的这些措施，有意笼络齐国人心，让他收获了齐国上下一致的称赞，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史称“攸在国仁化恰物，义利结于民心”。除了笼络百姓之心，司马攸还“妙辟名士、降身虚己”，为自己延揽人才，笼络名士之心。这些都让司马攸收获了有口皆碑的好评，他的名望进一步提升。
除此之外，司马攸还有意树立在军中的良好形象，积累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当时司马攸以骠骑将军的身份，统领部分禁军。司马炎曾想剥夺司马攸的兵权，但司马攸的手下有几千将士不愿意离开司马攸，通过京兆尹表达了这层意思。司马炎获悉后，准许这些将士继续跟着司马攸。
时骠骑当罢营兵，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还攸兵。-《晋书·司马攸传》
司马炎以皇帝的身份收回司马攸所领之军，但是司马攸的军队却表达了不同意见，而且闹起了不小的风波，迫使司马炎最终妥协了。由此可见，司马攸曾有意施加对军队的影响，而且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综合以上史料来看，在西晋初年，司马攸通过一系列政治动作，成功塑造了自己宗室贤王的形象，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好评。故而《晋书》中那个谦退不伐、名望过人的司马攸，和历史真实的司马攸还是有出入的。这当然是和和唐太宗的意见态度和唐初的政治生态分不开的。
司马攸积极为自己争取名望和人心，拉抬自己的政治声势，司马炎当然不可能视而不见、坐视不管。司马炎作为嫡长子，而且大多数人都支持他。所以他在和司马攸斗争时，基本上都是主动进攻的那一方，数次主动对司马攸展开过进攻。
司马炎和司马攸的斗争
曹魏末期，自司马昭受封为晋公以后，世子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论人望和才干，司马炎和司马攸不相上下。尽管司马炎是嫡长子，这是个非常大的优势。但是正如司马昭所言，西晋的天下，本来就是司马师奠定的，理应由司马师的后人司马攸来继承大统。但我们应注意到，从司马师意外身故到司马昭受封晋公，这中间隔了八年。八年的时间，足够改变很多事情。司马昭逐渐取代司马师，成为司马家族的大家长，那么司马昭的嫡子，当然也有继承资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