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聃(公元前580—前500年),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他和孔子生在一个时代,年纪比孔子大一些,也是当时有名的思想家、学者,是道家的创始人。
老聃在周朝,做守藏室的史官(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他非常精通业务,熟悉掌故,利用工作之便,博览群书。但是他却很厌恶礼制的繁琐,认为这套是束缚了人类的天性的。
有一次,孔子到周向老聃请教古礼,老聃开口便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意思是说:你所说的古礼,已经过时了,是陈腐老朽的死物,只有它那空洞的说教还在罢了。老聃还接着对孔子说:“是君子就应该可行可止,不要时代已过去了,还抱着古礼不放。另外,我听人说,能干的商人,隐其宝货,不让别人看见;有才的君子,身有盛德却容貌谦退,犹如愚蠢无知的人,这就是说,应该有真才实学而不自己炫耀。同时,要去掉骄气和各种欲望,以及外表的姿态和过分的念头。这些都是无益于你的身心的。我所告诉你的,不过就是这些而已。
孔子离开老聃,回到鲁国,对自己的弟子们说:“我知道鸟善于飞翔,我知道鱼善于游泳,我知道兽善于奔跑;我也知道可以做矰(用丝绳系住的短箭)射飞鸟,可以做纶(钓丝)钓游鱼,可以做网捕野兽。至于龙,我就不可能知道它怎样乘风云而上青天。我现在见到老子,他就象龙一般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对老子的佩服别看当时老聘在周朝做官,实际上他是对周王朝非常不满的。他抨击当时的政洽制度,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人民的饥饿,是因为政府所收的捐税太多了,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人民之所以轻生犯法,是因为统治者们要求奢侈的生活太过分了。本来,上天的道理,是拿有余的去补不足的,而现在呢?人的道理却不是那样,是拿不足的去奉送有余的。
老聃所主张的,是“无为”之治,他说:“国家的政治是宽容的,它的人民就是淳厚的国家的政治是严峻的,它的人民就是狡诈的。”他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他看到了广大被统洽者反抗力量的强大(民不畏死),而统治者的镇压往往砸伤了自己。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受“自然法”的支配,用不着种种制度,用不着政府干涉人民的举动,如果违背了“自然法”,订出种种制度,去束缚和于涉人民的行动,不但不会得到什么益处,反而会扰乱社会,搞得人民不能安宁。
老聃憬的社会,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然社会,他理想中的国家,就是使国家很小,使百姓很少,虽有兵器而不用,虽有船车而不乘,因为人民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谁也不去冒险。在这样的国家中,使人民有甘美的吃食,华美的衣服,安适的住宅,愉快的习俗。相邻的国家能互相看见,鸡狗的叫声能互相听见,而两国的人民到死不互相往来。这可能是原始公社那种简陋而安谧生活的影子在老子头脑中的反映。显然,他的这种思想是保守的、消极的,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的。
但,由此我们也看到了老聃对春秋时期连年岁事的厌恶,从而幻想着平静安宁的社会、超脱现实的社会生活。老聃的哲学思想,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命题,看到了事物的矛盾和变化。他最著名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警句,它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倒霉的事里有好福气的苗头依附着,好福气里有倒霉的因素隐藏着;正常的事会变得古怪,好事情又会变成邪道。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而不会是僵死不变的。
他还说:委屈了才能得到保全;弯曲了才能得到伸正;注下去才能得到充满;破旧了才能得到更新;自己觉得少,才能得到补益;自己觉得多,只能得到迷惑。不仅看到自己,所以看得更清楚;不自以为是,所以是非夏明显;不自己夸耀,所以更有功劳;不自高自大,所以更为人尊重。只因为不去和别人争。所以天下人才没有谁与他争。虽然他的观点是宣扬委曲求全的处世哲学,鼓吹以退为进的斗争方法,但是却也包含了对立转化的辩证法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