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海南的文化教育，肇始于唐宋，兴盛于大明。明代的海南岛，有“滨海邹鲁”的美誉，诞生了丘濬、海瑞、钟芳、梁云龙和薛远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通过科考走上仕途，他们的功名和诗文，他们的清廉和耿介，迄今仍然激励着珠崖后辈。
海口市秀英区滨涯村附近的海瑞墓，设施完整，气势恢宏。图为“粤东正气”牌坊和神道。李幸璜 摄
海南现存的明代古墓，大多与这些由读书人晋身为宦游者的乡贤有关，从一个角度，见证了有明一代琼州文教之盛。
在海口市云龙镇陶公山南侧面向南渡江的斜坡上，坐落着3座石墓，穹窿状的顶部最是显眼，中间一座埋葬的是明代户部侍郎、海南进士唐胄(1471-1539)，左右两座是他的两位夫人的。石墓的正前方是一条玄武岩铺就的“神道”，两侧还有石狮、石狗、石羊等石像生，“神道”直通江畔，末端有一级级的石阶，向下连接到上涨的江水。唐氏宗亲告诉海南日报记者，500年前，海南的陆路交通并不发达，水运是主要方式，唐胄去世后，他的灵柩从府城攀丹村抬出，然后通过船只，逆南渡江而上，运载到陶公山安葬。
与唐胄墓一样，丘濬、海瑞等海南明代官宦人物的墓葬，墓冢都是用玄武岩砌成，都有穹窿顶，墓碑前都有神道、石像生等象征墓主身份的标志物。
明墓大多为石冢墓
目前，海南省已经进行考古发掘的明代墓葬，主要集中在海南岛北部的海口市、文昌市、定安县、澄迈县和东南部的陵水县等地，代表性的有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黑山村的砖室墓、美兰机场一带的石冢墓、金牛岭上的砖石墓，以及陵水县旧县坡上的砖室墓、岭门和椰林(原陵城)的石棺墓。
海南省文博部门通过发掘这些明代墓葬，发现了它们的一个基本特征：墓穴的结构为砖室、石棺或砖石混合结构，而且这种结构的墓葬都是在一个地下长方形竖穴土圹的基础之上完成。如金牛岭上葬于宣德九年(1434年)、考古资料编号为M4的海南卫镇抚陶贵之墓，就属于砖石结构，墓室的四壁以青砖砌成，顶部覆以石板，整个平面呈长方形，通长3.76米、宽1.62米，由前后两室组成，两室相接处的左右两壁各置一个小龛，前室中有随葬品和陶质的墓志铭，后室则放置墓主的棺木。
据海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王育龙介绍，除了地下墓穴的共性之外，海南明代墓葬还有一个显著特征———石冢墓，即地面上的墓冢是用石块或石板构建。像丘濬墓、唐胄墓和海瑞墓，以及美兰机场附近的6座石冢墓，就是一些典型例子。其中永禄村的孙二公及其夫人陈氏的合葬墓，地面部分是在封土的外围砌上石板，墓冢的底部用石板围成八边形，共有两层，其上则用带弧度的梯形石板围砌成圆形，最上方为圆形顶盖。这座合葬墓冢高1.5米，最下层的八边形对边宽2.4米。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海南的明代古墓中，发现了种类丰富的随葬品，它们不但器形多样，个别墓穴中还有纪年性的文物，像陶质墓志铭就颇有特色，世间少见，海南至今仅发现两例，一在金牛岭的陶贵墓，一在灵山的一座砖室墓，为确认墓主的身份和判断墓葬的年代，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
“随葬品的种类涉及陶质、瓷质、金属类和珠饰，陶质的有陶俑、陶镇墓兽、罐、盒、鸡、马、狗等物；金属类有戒指、耳环、发簪、胸带等，不一而足。”王育龙认为，“这些被发掘的海南岛明代墓葬，以及从墓中出土的随葬物品，为研究明代海南岛的经济、文化、丧葬习俗，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资料。”
官宦墓葬气势恢宏
海口市云龙镇陶公山上的唐胄墓。林萌 摄
明代的海南，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本土历史积淀的推动，诞生了很多优秀人才，有的甚至对明朝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而青史留名。“高官墓葬、名人墓葬和平民墓葬，是海南岛明代墓葬的基本构成，墓葬数量也比以往各代增加了许多。”王育龙说。
仅以清代宣统《琼山县志》对墓葬的记载为例，当时琼山的高官和名人墓葬就有43座之多，这些古墓的墓主都是明代的海南进士、举人等颇有影响的人物，平民墓葬尚未纳入其中。可惜的是，100余年来，这些明墓绝大多数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或是无迹可寻，能够保存至今的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