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波折才上映的迪士尼真人片《花木兰》引发广泛争议。不过《花木兰》的历史问题才最值得关注。在这个版本中，花木兰从军之事发生在唐朝，其对手是柔然人。这种改编有违历史真相。显而易见的是，唐朝之时，柔然已经衰落，其北方的对手是突厥而不是柔然。而且，木兰的故事也不发生在唐朝。
木兰的形象最早来自《木兰辞》，或《木兰诗》。《木兰诗》被广泛视为五到六世纪，即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民歌。一般的说法是，在南方陈朝人“沙门智匠”（又名“释智匠”）编撰的民歌集《古今乐录》中就收入《木兰诗》。如果《木兰诗》的产生年代确实在北朝，那么木兰从军之事就不可能发生在唐朝。
当然，也有意见认为《木兰诗》是唐代作品。但这种意见站不住脚，其理据多半是因为《木兰诗》中个别词语带有唐朝风格，即便这是真的，也完全可能是经唐人修改之故，而无法认为是唐人之作。
唐朝说的另一种理论是，质疑南朝的《古今乐录》中并没有收录这首诗。若然如此，“北朝说”就变得依据不足。这种质疑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古今乐录》早已轶失，现在大家都看不到，无法求证。
第二，“北朝说”之所以认为《木兰诗》被收集在《古今乐录》中，主要因为宋人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收录了《木兰诗》，还加上注释“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原文没有标点）
这个韦元甫是唐朝人。在《乐府诗集》中其实收录了两首《木兰诗》，第二首以“木兰抱杼嗟”开头，一般被视为正是韦元甫的作品。有人认为以上注释的断句应该是“《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古今乐录》若是南朝作品，就无法写上唐朝人韦元甫的名字。于是，进而认为这句话根本有误，不足为证。于是《古今乐录》有没有收录《木兰诗》也说不准。
但正确的断句，应是“《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这里说的“续附入”其实是指韦元甫所写的第二首《木兰诗》。在元代《孝烈将军祠像辨证记》碑的碑文上有（《木兰诗》）“又我元秘书监《古今乐录》亦云元甫续附。”这说明直到元朝还能看到南朝的《古今乐录》，而且确实收录《木兰诗》，还没有韦元甫附上的第二首。
即便退一步说，《木兰诗》真的产生在唐朝，木兰的时代也必定是北朝。《木兰诗》中的“可汗大点兵”、“可汗问所欲”这两处中的“可汗”，就说明了木兰的年代不可能是汉人王朝。“可汗”是游牧民族对最高领袖的称呼。在一般被视为汉人王朝的朝代中，只有唐朝皇帝曾被称为“可汗”（还是天可汗），但这是游牧民族对唐朝皇帝的称呼，而不是汉人对皇帝的称呼。
《木兰诗》中“愿得明驼千里足”一句中的“明驼”，是鲜卑人传说中的神秘骆驼。诗中“尚书郎”一职在隋朝改为“尚书员外郎”，简称“员外郎”，此后就无“尚书郎”之官职。这也说明木兰战事不在唐朝发生。
当然也有人质疑为何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的“天子”这个汉人特色的词汇。其实理由也很简单，正好说明在拓拔鲜卑（即“大魏”或北魏）这个鲜卑人建立的国家，带有的游牧民和农耕民的“渗透王朝”的双重特性。这里的“可汗”和“天子”指的是同一个人。这个证据也可以推得，木兰不属于更北的游牧国家——柔然或突厥（尽管“可汗”的称号最早出自柔然）。
结合当时拓拔鲜卑的历史，从《木兰诗》提到的地名“黄河”、“燕山”、“黑头山”（今中国内蒙古极东北的呼伦贝尔附近）等，可以推断，木兰参加的这场战争发生在拓拔鲜卑极北部边境，这样它的对手也只能是同属于鲜卑族的柔然国。
拓拔鲜卑在没有入主中原之前是“代国”，是“大漠”（即现在内蒙古和蒙古一带）最有实力的国家。拓拔鲜卑入主中原成为“大魏”后，大漠腾空，被原先更北的柔然南下占据，从而成为拓拔鲜卑的最强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