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时期，朱高炽因杨士奇、杨荣等乃是东宫旧臣，因此这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而明宣宗朱瞻基同样延续了这种设置。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黄淮保留了户部尚书，而金幼孜则保留了礼部尚书，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执行权。同时，这些人不仅官居一品且兼有尚书，而且他们不少人都是帝师出身，且是前朝功臣，因此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皇帝的尊敬和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皇帝大多予以了通过，而不再召见其他官员进行商议，而这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
宣宗上台后，他再赋予了内阁大臣票拟的权力，各地的奏折在上奏皇帝之前，内阁大臣需要在奏折上用纸条标写上意见、建议，让皇帝最后修改确定。这无疑把军国大事的一部分权力给了内阁，所以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枢纽。仁宣年间的内阁权力得以不断加强，已经逐渐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存在。而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直接恶果便是明中期以后皇权与阁权的斗争，导致皇帝与外廷势同水火，进而导致了内廷的强势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官崛起的速度，尤其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始了文强武弱的局面。
朱瞻基最要命的失误便是奴儿干都司的内迁。这个战略收缩，使得明朝在失去了兀良哈三卫的屏障后，又将开平前沿全部放弃，最终导致辽东陷入被动。任由北方各部进行自由竞争，由此瓦剌才得以吞并或联合起各部，壮大起来，成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老大。北方势力重新兴起，最终这枚苦果被他儿子朱祁镇吞下，更为明末辽东局势的持续恶化埋下了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