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收权。捐监大权从各州县收归省城兰州。
二是折色。征收粮食，叫作“本色”；折成银两，就称为“折色”。每个监生明码标价—六十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一万两千元。
三是谎报。王亶望向朝廷谎报旱灾连年，骗取朝廷下拨捐监名额；谎称征收的粮食太多，原有粮库不够，要求朝廷拨款建新粮库。其实，新粮库根本没修，拨款全都落到了王亶望等人的腰包。蒋全迪是安徽歙县人，有点徽商精于算计的特质。他给王亶望出了个主意：监生名额的分配，主要根据各州县灾情轻重。灾情虽然可由州县官自行填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最终要以省里的认定为准，其实就是王亶望和蒋全迪大笔一挥。而这俩人认定灾情，全凭个人好恶。如果喜欢你，就把你县的灾情定得重一些，这样就会拨给更多的捐监指标，让你获得更多牟利机会。所以，州县官都得向他俩巴结送礼。
然而，想给这俩人送礼，不是件容易事。当时甘肃官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
为了把礼金送到位，许多州县官都派出了“坐省长随”。这是一种新兴职业，就是州县官派出贴身随员，常驻兰州充当联络员，专门负责拉关系、交朋友、打探消息，甚至偷偷送礼。必要时，就把礼金装在酒坛或菜筐里，用泥巴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直接送进去。一个以捐监为名上下勾结、相互利用的利益链条，就这样形成了。官员们得到的是真金白银，朝廷得到的只是一纸谎报。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63岁的宁夏道道员王廷赞出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只是小吏出身，充其量算是“屌丝”。但他工作勤谨，才干突出，很快就脱颖而出，在甘肃官场摸爬滚打三十多年。
王廷赞曾经是个好官。平反冤狱，兴修水利，修建书院，政绩卓著，得到了同僚的夸赞和朝廷的嘉奖。可是，自从当上了布政使，或许对捐监的利益早已垂涎，或许想趁退休之前捞一笔。总之，王廷赞变了，变得贪婪了。当上了布政使后，王廷赞不仅继续“折色征收”，而且继续杜撰灾情，骗取捐监名额和赈灾粮款。他还谎称各地收粮，需要给运费，骗取户部报销。其实，运费根本不存在，报销的银两都被他中饱私囊。
他们这么做，难道省里就没人敢管吗？勒尔谨作为王亶望和王廷赞的上司，深知捐监背后的利益。对于这俩人的作为，基本视而不见，充当了保护伞。这样一来，两位布政使前后相继，有恃无恐。甘肃全省大小官员，慑于权威，噤若寒蝉。甘肃按察使福宁主管全省监察工作，跟王亶望平级，竟然这样说：通省如此，我一人亦断不能从中梗阻。意思是说，全省都这样，我一人也不好阻挠。于是睁一眼眼闭一只眼，甚至参与分肥。
王亶望和王廷赞倒是摆出一副有钱大家赚的姿态，拉全省官员下水。州县官们见上司拉拢，便争先恐后，投奔孝敬，串通一气，嘴巴紧闭，行贿受贿，包庇下属，营私舞弊，参与分赃。全省官场已经烂透。
八年间，甘肃省总共捐出了二十七万多个监生名额，纳入官仓的粮食应该有一千两百万石。但实际上，粮食一颗也没有，银子却收了一千六百万两，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二亿元，涉案金额之高可见一斑。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面对开篇提到的怪事，乾隆帝想来想去，除了贪腐，别无他途。于是他断言：甘肃捐监，肯定有私自征收银两，将多余银两中饱私囊的情况。很快，阿桂和李侍尧也把暗访到的真相奏报上来，印证了乾隆的判断：仓库里没有监粮，历年来收的都是银两。乾隆帝终于明白：甘肃省地方官借捐监为名，年年谎报旱灾，冒领赈灾粮款和捐监名额！这场惊天骗局竟瞒了八年。乾隆帝非常生气，决心“一查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