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年间，宋、辽签署澶渊之盟是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自后唐开始，契丹政权与中原地区皇朝间长期性出现军事冲突。以岁币获取友好，确立了安宁的大环境，有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发展。
在和约签订后的第四年，北宋君臣开始宣扬“已致太平”的论点，日后遂有各种各样封禅告天、歌舞升平之举。
随着承平时间的延长，对许多活跃于仁宗朝的文臣来讲，它们的成长历程是“目不识干戈之事，耳不闻金革之声”。战乱与兵祸的杳无音讯，变成它们主动本朝超越上代的惊人功绩。例如，石介于仁宗宝元元年编成《三朝圣政录》的序文中，主张本朝于真宗时期完成太平之业，其功绩之大，“可谓跨唐而逾汉，驾商、周而登虞、夏者”。
由此可见，他想借着撰写太祖至真宗的政务，宣扬宋是一个跨越三代、汉唐，与尧舜盛世相媲美的伟大王朝。
不过，尽管石介以夸张的笔法颂扬宋初诸帝“致太平”的功绩，对他来讲，生长于承平时期，却仍有遗憾。他在景祐四年写《郓城县新堤记》时说：太平为吏，不从军边塞，效万死一生，立尺寸功，求荣名书国史；此为绩虽细，犹愈夫坐而视民溺死不救者焉！”
显然，石介觉得，在太平之世为官，没法在边境立下军功，以至于能够功绩的事功与王朝肇始之初相比，越来越无足轻重，不禁造成了这种没事可做、无功可纪的烦闷。
正因如此，军功的价值并未因长期承平而被文士忽视，反倒是因为军事功绩的难以企及，越来越更为让人憧憬。
正因在价值观上视军功为可颂、可纪之事，石介一方面称颂宋初诸帝的贡献在于“致太平”，另一方面则赞美它们克敌制胜的武功。他在宝元元年写《宋颂九首》，序言中所称颂的“盛德大业”全是军事成就：真宗章圣皇帝，暂临澶渊，匈奴丧威堕胆，迨今四十年，乐我盟好，不敢箠马而南。
如此才兼文武，却无法得到施展长才的机会，导致大宋在学术上失去真正的领袖，外夷至今仍然猖狂不驯。
对石介而言，柳开事迹中最令他感伤的是在知宁边军时交结北方的豪族白万德，计划夺取幽州，却因调任知全州而不克实现。
宋、辽之双方的情势，石介对于柳开的推崇恐怕不切实际。太宗两次挥军北伐，企图夺取幽燕，一开始都是进展顺利，但最后无功而返，可见契丹政权对幽燕地区的控制十分稳固。
柳开想靠召纳当地的豪族来收复幽燕，成功的概率恐怕很低。由此看来，生长于太平岁月的石介，未免把恢复幽燕看得太容易了。
不过，这种态度在当时并非石介独有，苏舜钦曾写《蜀士》诗，记录一位来自四川贾姓“怪士”的事迹。
此人至京城上书执政，自言在承平之时，无人重视军事，唯自己精通兵书，可以“掉舌灭西寇，画地收幽燕”。但先后三次上书，主政者都不为所动，只能黯然返乡。
张方平在天圣八年为友人古卞所写的序文中也提到相同现象：自石晋割我幽、蓟，以自济于祸难，而冀方之地，乃戎夏共处。
张方平像汉宣帝一样使外敌俯首称臣，一雪长期以来的耻辱。
但是，张方平也承认以当时主政者避谈兵事的倾向，即使有良将如廉颇、李牧亦难发挥长才。
石介等人的著作与言行，不仅代表了和平时代士人对于建立边功的浪漫憧憬，也反映了他们对既有华夷关系的不满。
范仲淹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长期和平的环境导致国家轻视武备，人民缺乏军事经验；一旦爆发军事危机，仓促之间势必起用士卒为将帅，将使五代时期军人擅权之祸再临。
因此，范仲淹认为国家的发展应文、武并重，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及边职的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