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1年，随着康斯坦丁乌斯二世的过早病死，整个罗马帝国都被归到新君尤里安麾下。由于办事宗旨过于理想主义，他在短暂的执政期内曾多次尝试复兴传统多神教，也因此被基督教派恶评为背教者。
但尤里安的野心不止于此，还期望用更多的军功来强化自身权威。远在东方的萨珊波斯帝国，便成为他主动出击的最佳目标。尽管由他亲自指挥的部队在泰西封战役中获得完胜，却始终无法更进一步。最后也只能在惨死在撤退中，并以此宣告了古典罗马的彻底无法恢复。
古典时代的遗腹子
早年的尤里安在高卢战场上获得功绩
早在公元357年，年轻的尤里安率军远征高卢，在著名的斯特拉斯堡战争中表现亮眼。面对数万气势汹汹的阿勒曼尼武士，仅用30000人的杂牌部队就将之击溃。此后更是对附近的法兰克人亮剑，强制将他们变成帝国边陲的世袭军户。放眼晚期的罗马君主，能有此等军事部署能力的强者已是少之又少。
当然，尤里安早年的幸运还远不止这些。虽然曾因贵族血统而被权斗牵连，却由于年纪尚青而只收到流放处罚。后来还是因皇族成员的过度凋敝而获赦免，并一路被拔升为西帝国的凯撒，为执掌大局的康斯坦丁乌斯分摊压力。自己长期接受的高质量教育，也开始在这个阶段中大放异彩。包括精简行政单位和减税等施政措施，也为自己赢得了美名和相当支持。
尤里安的成功 大部分要得益于军事胜利
然而，尤里安还是一个古典时代的文化遗腹子。尽管早年就接受过许多基督徒教育，却在内心深处更为认可传统多神教。所以当自己在公元361年继承大统，便出手限制教会的快速扩张，顺便扶持各希腊罗马神庙的复兴。但哪怕只是取消部分特权，也会为自己在那个特殊时代中召来骂名。而早已失去活力的传统祭祀队伍又难堪大任，进一步恶化了新皇帝与治下子民的共生关系。后人所熟知的背教者称号，就帝国基层为他量身定制的最好评价。
此时，东方局势的持续恶化给了尤里安以翻盘机遇。同样野心勃勃的萨珊君主沙普尔二世，正定期率部进攻罗马的美索不达米亚据点，并时常威胁到整个叙利亚地区。特别是在公元359年，得到强化的波斯军队攻入阿米达城，让整个底格里斯河以西都变得无险可守。负责该地防御的罗马驻军却表现疲软，只能继续分散在主要城市和小型要塞中被动防御。若无强力后盾给予增援，那么更多溃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率军围攻阿米达的 沙普尔二世
远征美索不达米亚
正在狩猎的波斯大王 沙普尔二世
公元362年夏季，尤里安一面搪塞波斯人的和谈建议，同时着手准备向东方发起大规模反攻。除地缘战略和军事部署层面的诸多考量，无疑还包含用胜利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至高追求。为此，他离开都城君士坦丁堡，将大本营设在叙利亚首府安条克。许多先前驻扎在莱茵河或多瑙河前线的边防军，也陆续接到了前往亚洲的皇帝调令。
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事，波斯方面也不是没有耳闻。沙普尔二世继续向罗马方面抛出橄榄枝，却基于近百年来的冲突案例，不认为尤里安能对自己的核心区域产生威胁。因为自戴克里先的无奈改革开始，惨遭拆分的军团就几乎完全以守土防御为全部职能，失去了策动大规模攻势的能力。即便有具装铁骑和更多轻骑兵单位出现，也需忙于四处救火而又不能脱离步兵支持。所以，罗马人经常只能据守城池，偶尔对特定据点实施重点支援。萨珊军队则可以在作战不利时从容后撤，稍后再重整旗鼓的夺回失地。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坐拥主动权，决定是否对哪个目标进行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