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战国是属于周朝因军政管治权下放不当演变成后来列国并起的时代,就是由周朝迁都洛邑起为东周的时期,具体区别是春秋比战国更为混乱,春秋时期大小不一有:燕、戎、齐、秦、蜀、巴、楚、吴、越、晋、卫、鲁、郑、陈、蔡、宋等诸候各据一方,不过即使周朝已经全无实际的统治权,但各诸侯仍然奉周天子为王,仍然称自己是臣下,而进入战国时期的七雄:齐、楚、燕、魏、赵、韩、秦则切底消灭了其它诸候国,进一步整治了混乱局面,更迫令周天子给予其各自封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到最后由强秦灭掉其它六国与周朝,正式结束了整个东周时代。
按照上世纪流行的古史分期理论,认可的是夏到春秋为奴隶社会,战国到清为封建社会。这两个概念越来越遭受质疑,但是能认识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这种划分又是非常进步的。提出三代为氏族封建、春秋为宗法封建、战国以后为地主封建,可备一说。目前又有早期国家理论,以西周为典型早期国家,西汉为典型成熟国家,同样看到了春秋和战国是过渡时期。两种社会性质的不同,具体表现是非常多的,但是能发现环环相扣,相互联系。
概而言之,主要线索即社会主体从氏族变为个人,这是先秦历史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社会变革,治古史者不可不知。这里将春秋和战国的区别分列如下,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转型时期一定是新社会有旧元素,同时旧社会有新元素的,切勿以局部去否认整体。
1、国家形态。春秋主流是国野—都鄙国家,战国主流是(郡)县制国家。西周典型国野制是一个国都加若干野邑(原始的县),春秋之后又有了县、士大夫封邑,这些县邑都是点状分布的。但是到了战国被郡县取代,呈现面状分布。我们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发现春秋没有国界线,战国有国界线,就是这个原因。
2、军事制度。西周国和野的对立导致西周春秋的国人、野人权利义务不同,当兵是国人的义务,野人只提供军赋。春秋时期国野对立开始消除,野人也被征发当兵,到了战国就是广泛征兵制,即国内适龄男子都有参军的义务,这就是战国战争动辄杀数万人的原因。不鼓不列的贵族战争也变成兵不厌诈的全民战争。
3、官僚制度。西周、春秋国家不是统一政权,西周诸侯是天子的臣子,春秋大夫是诸侯的臣子,但自己的封地同时是世袭的,自己在封地也是君主,是为世禄;官职一般是氏族固定传承,这特别表现在比较专业性的职务,是为世卿。战国打破世卿世禄制,开始出现上计制度,封地和官职不再世袭,布衣将相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4、宗法制度。很多西周青铜器多用族徽,春秋开始就少了很多。还有就是姓氏,西周和春秋的姓与氏分明,姓是大宗,氏是小宗,同姓不婚;战国开始姓氏合流,且一般不再变化。这些都证明氏族的概念弱化,个体的作用加强。为什么要“铸刑书”,国家法律公开化,不是过去说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正是血缘氏族正在解体,所以要用国法取代族规。
5、经济制度。西周春秋多为氏族集体生产,井田制描述下的家庭生产只是战国观念,因为战国牛耕技术的普及才可能形成家庭式作业,而牛耕的推广也和春秋广泛作祭品的牛被解放有关,孔子弟子有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证明春秋末期牛才普遍成为生产工具,同时铁器也被广泛使用。所以西周春秋人口难以计算,战国以后有了编户齐民,小农经济兴起。
6、学术制度。西周春秋学在王官,文化水平高的都是贵族。但是随着春秋后期氏族集团解体,开始出现了私学,孔子就是私学第一人,直到战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本人思想守旧大于创新,但正是因为占据了春秋末期、鲁国文化、私学祖师的天时地利人和,才有了后世的文圣地位。春秋的士多为绑定在血缘族团的武士,战国则广泛存在纵横捭阖的文士。
7、祖先信仰。上古部族万邦林立,从西周以华夏自居以来,形成了所谓的华夷之辨和中国概念,臣服于周并且接受周文化的被称为夏,反之是夷。诸夏追认的始祖并不同。如周祖为弃,商祖为契,都是天帝儿子,当时观念“民不歆非族”,只认自己的祖宗。随着氏族的进一步解体,诸夏以及夷夏的融合,开始把各族祖宗都归于一系的倾向,为大一统奠定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