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此时的西汉上至皇帝，下至三公九卿，对于“西南夷”的态度都是秉持着“无用”的理念，“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武帝置苍海、朔方之郡，平津数谏，以为疲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等关于“西南夷无所用”的论调在武帝之前的史书中可谓是屡见不鲜。
直到汉武帝时期，“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此时西汉历经惠帝、刘恭、刘弘、文帝、景帝等五位皇帝七十余年的治理，西汉的国力开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在充足财力的支持下，再加上汉武帝又奉行“征伐四夷，开置边郡”的理念，于是西汉又再次重启了对“西南夷”的开拓。此时“建元六年....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史记.西南夷列传》)、“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置官吏，凿道路等开拓“西南夷”的记载开始频繁出现。
而据史书所载，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主要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在出使南越时，在南越吃到了来自蜀地的枸酱，这个时候他就心生疑惑，蜀地的特产是怎么来到南越的？后在经过一番的调查后，唐蒙大概了解到原来这些蜀地的特产是由蜀商“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史记.西南夷列传》)运来的。
而后唐蒙在回到长安后，就找到一个蜀商，详细的询问他是怎样将枸酱运到南越的，此时蜀商说道“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史记.西南夷列传》)。
在听到这个答案后，唐蒙突然想到，如果能够收买这个夜郎国，那到时候大汉要对南越动手的话，成功的机会不就更大吗？于是他就向武帝上奏道“南越王黄屋左纛......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彊，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史记.西南夷列传》)，他向武帝说道“这个夜郎国实力不错，如果能够收买它，然后让它出兵乘船沿牂柯江一路直下，直达南越的首都番禺城，这就是出奇制胜的一招啊，所以臣建议打通通往夜郎的道路，然后收买夜郎国，为攻打南越做准备”。
而武帝在听到这个建议后，觉得此计可行，于是就欣然应允，后下诏“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史记.西南夷列传》)，自此拉开了汉朝对于“西南夷”地区进行开拓的序幕。
唐蒙遵循武帝的旨意，开始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史记.西南夷列传》)，唐蒙先是用金银财宝招降了夜郎侯多同，然后在他的封地上设置了“犍为郡”，开始控制该地区。
而后又遵照武帝的旨意，开始扩建中原与西南夷地区相连的唯一道路“五尺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史记.平准书》)，这条扩建的道路就是后世知名的“南夷道”，“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水经注.卷三十三》)，“南夷道”起于僰道(今四川宜宾)，途径南广县、平夷县、汉阳县等地，终于建宁(今云南曲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