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到了公元前130年，“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上书武帝希望能在邛、筰两地置郡县，武帝允之，并命“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史记.西南夷列传》)，即让司马相如前往“西南夷”地区，负责汉朝对于“西南夷”地区的经营事宜。
如此，司马相如开始替代唐蒙对“西南夷”地区进行了新一轮的开拓，“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了更好的控制“西南夷”地区，司马相如打通了蜀（今成都）到邛都（今西昌市）的道路，而这就是“西夷道”，这条道路途径临邛、青衣、严道、耗牛等四县。
随着“西夷道”、“南夷道”两条道路的开通，汉朝对于“西南夷”地区的控制越发的严密，之间的交流也越发的紧密。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两条道路的开凿，让汉武帝对于“西南夷”地区的第一次开拓陷入了停滞。“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朝因修筑两条道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堪其扰的“西南夷”周边地区开始出现了动乱。
“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史记.平准书》)，在当时为了修建这两条道，西汉征用了数万人去开凿，但因“西南夷”地区缺粮，所以为了解决这数万人的吃饭问题，汉朝只得从巴蜀地区运粮过来，可因此时“西南夷”地区还是处于交通闭塞的阶段。因此，当时运粮也只能是靠纯粹的人力来完成，而这也就造成巴蜀地区的百姓负担越来越重。
而最终忍无可忍的巴蜀百姓开始纷纷起兵造反，为此汉武帝被弄得是疲惫不堪，再加上此时武帝又正与匈奴进行大规模的会战，已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于是武帝终下诏“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史记.西南夷列传》)。
自此汉武帝对于“西南夷”第一阶段的开拓宣告结束。
第二阶段。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时他看到了来自蜀地的蜀布和来自邛的邛竹、杖，然后经过询问大夏人，得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史记.西南夷列传》)，这些是从数千里外的身毒国那里的蜀地商人得来的。
而通过这件事，张骞敏锐的认识到蜀地的商人既然能通过“西南夷”到达身毒国，那大汉的军队也应该可以，而身毒国、大夏又都是在匈奴的边上，那如果能够通过“西南夷”地区打通汉朝与这两国的联系，然后联合他们一起进攻强大的匈奴，西汉对匈的胜算不就大大增加了吗？
于是在公元前122年，张骞归来后，他在给武帝汇报出使西域的成果时，就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而深知此计可行的武帝，并欣然应允，随后下诏“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让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大臣前往经营“西南夷”，并打通由“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国的近道。
自此西汉又开启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第二阶段开拓。不过有别于第一阶段的“道路开拓”，汉武帝第二阶段的开拓主要集中在“疆域开拓”上。
在张骞的建议被采纳的第二年，武帝就在长安“穿昆明池象滇河”(《汉书.扬雄传》)，借此模拟“西南夷”地区江河湖泊的环境，然后训练汉军的水战能力及在“西南夷”地区的适应能力。显然，此时武帝已经决定开始对“西南夷”进行武力征服。
公元前111年“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史记.西南夷列传》)，武帝在平定南越后，又顺道杀掉了且兰国的国王，并在原南夷地区置“牂柯郡”，而后夜郎国也因所依仗的南越国被灭随之投降，自此夜郎地区也就被汉朝彻底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