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选官制度，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这虽然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政权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但其消极影响却是非常久远的。
所以我认为九品中正制的逐渐发展，刺激了文人隐逸情怀的发展，进而推动了隐逸文化的发展直至成为魏晋文化的主流。
九品中正制的出现本质上就是因为当时的政权并不稳固，需要缓解中央政权与各个世家大族的关系，由当时的大臣陈群提出了这个制度，并一直延续下去，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让文人能够进入朝廷所设立的制度。
随着一朝一朝的发展，九品中正制的选拔标准越来越死板、固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的现状，面对这样的情况，文人们在最初的时候也努力过，但是皇帝给的回报并不足以让这些寒门士子冰冷的心给温暖过来。
统治者的心思，那些文人们也不是看不懂，有的人干脆就不去刺激皇帝了，苦读十年，最后就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文学，说来也可笑，更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选择了不让自己为难的环境，那就是隐逸，去深山追寻自然的乐趣，可比在乌烟瘴气的朝堂中好得多。
九品中正制的繁荣发展，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越加严重，文人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看清现状的文人们就不再去朝廷做官了，转而去寻求自己的文学理想，隐逸之风发展旺盛，文人在隐逸的过程中也创作了不少有关隐逸的文学作品。
例如最有代表性的建安七子，其中以阮籍和嵇康最为有名，这些作品流传到世俗之内，让隐逸文化的萌芽有了发展的动力，所以我认为九品中正制的繁荣发展刺激了文人隐逸情怀的发展，有关隐逸的作用也就更加多了，隐逸文化也传播开来了，成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主流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三、佛教的大肆发展，促进了隐逸玄学发展
佛教在中国古代不断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碰撞，保留了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留在古代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留下的碰撞文化就是与隐逸文化的发展和交融。所以我认为佛教的大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隐逸玄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魏晋时期，玄学开始兴起，受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潮影响，当时的高士名流隐逸成风，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再加上佛教教义与玄学中的意趣相似，因而就受到了各方隐士青睐，隐逸与佛教交涉更甚。
例如陶渊明与高僧慧远同居庐山留下"虎溪三笑"的美谈；谢敷深隐太平山，却笃信佛法爱好注经等。这些隐逸之士与佛教进行了大量的交涉，融合程度也更高。
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是发展到一个文化高峰了，那时候越来越多的人都十分认同佛法，有的人还依照佛法对自己进行了洗礼。
例如在《魏书·逸士传》中记载了冯亮好佛，不但被召讲佛经，死后也按佛教方式燃灰起塔归葬，如此便可以看出当时佛教的盛行，而佛教中包含的隐逸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传播开来，隐逸玄学也成了文人们思想的宠儿。
佛教的大肆发展，因其带有的隐逸文化与中国本土的隐逸玄学相结合，更适合文人们的心理，越来越多的文人意识到自己的另一归宿，那就是隐逸，因而隐逸之风盛行，有了文人们的支持，隐逸文化何愁不能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主流呢？
四、农业思想质朴，推动了文人对自然的向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古代也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发展经济，百姓们习惯于男耕女织的安稳生活，而在这样的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也是安土乐天，崇尚自然和强烈的生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