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数世为善难。壶镇吕载扬(1752～1825)，字周膺，“善货殖，少服贾，每出必利市三倍”(清道光《缙云县志》)，成为一方殷实富户。他素性慷慨，乐善好施。嘉庆十六年(1811)，缙云大旱成灾，饥民无数。吕载扬亲赴临近各县购买粮食，“贵籴贱粜，贫民赖以生存者甚众，亏赀以千计”(出处同前)。嘉庆廿五年(1820)，缙云又大旱成灾，他又买来大米二百多石，每天煮成稀饭，接济饥民。吕载扬母亲蔡太孺人，勤俭持家，行善为乐，一生以建桥济世为念，临终仍不忘以造桥嘱子孙。继“贤母桥”建成后，吕载扬次子建盛又耗白银二万八千多两，于清道光六年(1826)主持建造县城龙津渡的石拱大桥。道光八年(1828)，吕载扬长子建始又捐白银三万余两，建造东渡石拱大桥。自清嘉庆廿二年(1817)起到道光十二年(1828)止的十五年间，吕氏单做桥一项，就捐出白银八万四千多两，使古代好溪上的三大渡口都分别建起石拱大桥。吕氏祖孙三世相继，以造桥为务，行善济世，不“难”乎！
二曰倾尽所有难。在当时，吕载扬家族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富裕大户，但要捐出如此巨资建桥，对他家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他治家严毅，“家不畜童仆，诸务躬亲”(《壶溪吕族志》)，“平时家居，布衣仅能蔽体，粗粝自奉”(续立人“继义桥碑记”)，家中生活非常节俭。壶镇至今流传着吕建盛家里为了节资建桥，炒稻草芯下饭的传说。终年忙碌着建桥，严重影响经商收入，有时到了年关，工匠的工钱发不出去，他们只好以田地家产作抵押，向钱庄或亲友借贷，作以兑现。吕氏一家自奉如此节俭、清苦，而捐出的白银仅建桥一项，就达八万四千多两。这“八万四千两”是个什么概念呢？有两个例子可以比照。一是清朝时，一品文职官员每年正俸白银180两，七品县令每年正俸白银45两。可见这建桥白银分别相当于一个一品文职官员和一个七品县令的466.67年、1866.67年的正俸；二是有资料估算，当时的一两白银大约相当于当前的人民币300元左右，以300元计算，八万四千两白银就是相当于2520万元人民币，可见吕氏所捐助的资财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数额。于己于家，节衣缩食；行善济世，挥金似土，竭尽所有，不“难”乎！
三曰身体力行难。“贤母桥”肇建时，吕载扬已经66岁，长子建始又自幼读书，不事生产。于是大桥的筹划、建设事务，主要由次子建盛(1779～1857)具体负责。“贤母桥”建造之前，缙云县从来没有建造过百米以上的石拱桥，所以当时缙云也没有建造如此大桥的工程技术人才。吕建盛认为，建造大桥，是万人翘盼的千秋大业，今既费巨资建造，就必须把它建得牢牢固固、永济行旅，方不辜负祖母嘱咐、父亲重托以及世人的祈望。“凡事要好,需问‘三老’(指古代掌教化的乡官)”，于是建盛踏上了千里寻访名师能人的道路。一日行至安徽省黄山北麓的旌德县，访到一位建桥匠人，说自己已经造了很多座既美观又牢固的大桥。建盛仔细听了他的建桥方法介绍，可对其建桥的关键技术——即桥墩的基础处理办法很不赞同。因为那位匠人说：立桥墩都是挖到一定深度后，把一个个松木桩打入底下，再锯平木桩，铺平石子，然后在上面垒石。建盛认为：如果这样，定会年久烂桩，洪水冲击之下，桥墩必然倾塌，还有什么牢固可言？他继续爬山涉水，寻找名师。一天，他行至一处，身感疲乏，就在路边的大树底下坐了下来……忽见一位长者走到他的面前，寒暄一番后，对体说：“溪近于山，其水底必有石根远布，若深掘见石，从石上立脚，则坚且实矣！”(周炳“三桥记异”)。建盛一听，拍手称是。顿时惊醒，竟是南柯一梦，可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
回家后，他把梦中老人的指教告诉做桥工匠，他们都以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建盛则坚信不移，组织工匠在欲立桥墩的数丈外围堆起围堰，一批人把围堰内的沙石挖运到围堰外去，另一批人则用水车戽水，挑运沙石和戽水的劳工，每日都有数百之多。可是，溪滩概为沙石，隔水效果很差，古代的戽水工具又只有人工水车，因此在人们一边运出沙石、戽出积水的同时，水和泥沙也同时回渗，造成水满沙淤，有时甚至围堰倾塌，前功尽弃，施工非常艰难，工程进度也很缓慢。这时，有人埋怨建盛办法愚笨，生性古板。建盛则听之任之，带头下水，坚持组织工匠挖掘“石根”。挖呀挖，在挖到五丈深的地方，终于挖出了“石根”，再往东西两边挖，也全是“石根”。梦中老人的话应验了，建盛的信心和劲头也更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