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自古以“仁”为最崇高、最纯洁、最完美的道德和人格。“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者，友善宽容、急公好义、助人济世、无私奉献也。
岁月更迭，江山易帜，唯有仁爱永恒，也唯有仁爱之人、仁爱之事能够流芳千古。已历近200个寒暑交替的“贤母桥”，既是壶镇古镇的一道美丽景观，更是壶镇一份饱含“仁爱”丹心的精神财富。
壶镇“贤母桥”横跨于好溪上游，自古系上达金衢、下通台温之孔道要津。大桥全部用条石横联拱砌，原桥宽丈余，高近三丈，有十二个桥墩，凡十三孔，长六十七丈，桥面用石板铺设，两侧置石板护栏，两桥头以台阶为引。落成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共费白银二万六千多两，俱由壶镇吕载扬兄弟子侄捐助。“贤母桥”是当时缙云县境内最大的石拱桥，首开了古代缙云县百米以上石拱桥的先河。
这座大桥为何以“贤母”命名呢？这还真得好好说说哩！话说“贤母桥”横跨的好溪，旧称恶溪，发源于磐安县大磐山，以溪曲、滩多、流湍著称。因属山溪性河流，溪水枯涨无常。好溪上的壶镇古渡，扼苍岭驿道之要津，古时建有或木或石小桥，一旦大雨骤下或久雨不歇，旋山洪肆虐，冲塌桥梁、毁坏田庐，阻绝交通。更值痛惜的是，时有不幸行旅，葬身鱼腹。吕载扬的母亲蔡太孺人久有把壶镇渡“天堑变通途”的宏愿。她想：“济以筏则易漂，架以木则易朽，度永久计，非兴大工建石梁不可”(汤成烈“吕氏三桥记”)。儿子吕载扬等虽经商有方，家中亦属富裕，可余资尚不足以建造工程如此浩大的桥梁。于是，蔡太孺人勤俭持家、节衣缩食，以早日建起壶镇大桥勉励全家。清嘉庆廿年(1815)，蔡太孺人病危，恨宏愿未竟，临终前召集载扬、载修、载驯、载希等四个儿子和建始、建盛等孙子，嘱咐他们：“必成是桥，以遂吾志！”载扬等泣诺。又经过数年准备，吕载扬一家出钱出力，于清嘉庆廿二年(1817)七月，在吕建盛的统筹和带领下，开工建造大桥。经过一年零九个月的艰苦施工，到清嘉庆廿四年(1819)三月，大桥全面落成。缙云知县黄作霖将大桥命名为“永济桥”，临海洪蒙煊(洪蒙煊:字达泉。临海人。乾隆贡生，由官学教习补从化、广宁、五河知县。博雅能文，兼工书画。)为之记曰：“人颂太孺人之仁，而美吕君一门之孝，遂名‘仁孝之桥’，而榜曰‘永济’”(洪蒙煊“永济桥记”)。大桥建成后的第十九年，即道光七年(1827)，兵部左侍郎、钦命提督浙江省学政朱士彦巡试处州，莅临壶镇，见如此壮观的石拱大桥，赞叹不已。同行的处州知府李荫圻、缙云知县续立人请他赐名。朱学政得知吕氏母子若孙三世为善，慷慨解囊，费白银八万四千多两，在好溪流经县域的三大渡口分别建起或即将建起石拱大桥。心中对吕母的仁慈及其子侄的孝义感慨万千，欣然命笔，更壶镇“永济桥”为“贤母桥”，更县城在建的“龙津桥”为“继义桥”，预赐正在议建的东渡大桥为“竞爽桥”。并亲自撰写“三桥合记”，立于“贤母桥”头。
明清时的侍郎是各部尚书的副职，为正二品，而朝廷官员充任各省学政期间，则与各省督抚平行。如此朝廷大员，怎么会对吕氏建桥义举不惜笔墨赐名作记呢？原来这位朱学政是嘉庆七年探花，锦绣文章满腹；再是他作为著名的清官能吏，曾经主持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从而对吕氏建桥的仁心之贵、花费之巨、工程之艰，心中可谓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他从吕氏一门独建三桥的义举当中，悟出了“功之於成”的道理。他由衷地感叹说：“凡功之於成，曰人、曰财。假有颜渊、季路之贤，而困于箪瓢菽水，虽有所愿，亦坐视而无如何；若程郑、乌倮，资累亿万而纤啬不肯拨一毛，而所藏蓄与土苴何异？故成事难！”(朱士彦“三桥合记”)。
成事难，成仁义之事可谓更难。吕载扬母亲和兄弟子侄以建桥行善济世，历尽之“难”字，屈指数来，至少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