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鼓浪隐士
01
1946年4月25日，一辆豪华的福特汽车在老上海的街道上疾驰，忽然车子被一辆雪佛兰汽车拦住了去路。两名身穿军装的男子拿着枪，打开福特汽车的车门，他们拿出逮捕令，要求车上一位70多岁的男子跟他们走一趟。
看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别通行证”的字样，老人和车上其他的人只能认倒霉，70多岁的男子只好下车，上了那辆雪佛兰汽车，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这位上了“军车”的老人可是大有来头，他就是荣氏家族的主人，有“面粉大王”与“棉纱大王”之称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他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富豪，拥有16家面粉厂和18家棉纱厂，又是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此外，荣德生也是一位爱国商人，对中国的科教文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样一位有着崇高社会地位的人，怎么就会被抓走呢？
原来当时抗战刚胜利不久，全国兴起了惩治汉奸的浪潮。只要拿到了“逮捕许可证”，执法人员就可随意抓捕任何有汉奸嫌疑的人。当然其中也有不乏以权谋私，借打击汉奸实施敲诈、侵吞财产的恶事。尽管如此，因为顾忌对方的身份，荣家人也无任何辩解，只能轻易地让老爷子被带走。
荣德生的三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一开始也是认栽，可事后想想事有蹊跷，于是给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希望了解情况。然而对方的回复却让荣家人感到震惊。原来司令部根本就没有签发逮捕令，这完全是一起假冒军方的绑架行为。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老蒋的耳朵里，他感到十分恼火，要求上海方面早日破案。上海市动员了军、警、特、宪各方势力倾巢出动。军警通过监控电话、邮件、秘密调查等方式，寻找绑匪的踪迹。但即使如此，还是毫无头绪，荣德生仍然下落不明。
02
原来荣德生上了车后，就被绑匪带到一座三层石库门的楼顶。根据荣德生事后回忆：“此室四无窗户，因此白日无光，亦无灯烛，真黑暗世界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荣德生被非法囚禁了34天。
绑架发生后的第七天，绑匪联系上荣家，要求100万美元的赎金。但荣家人与绑匪斗智斗勇，最终把金额讨价还价到了50万美元。荣家人把赎金交给绑匪后，荣德生终于得以安全回家。
荣德生是逃出虎口了，可此事却让国民政府颜面扫地。不仅未能破案，而且假冒通行证的事也未查明。于是他们只好放出大招，让军统巨枭毛森来到上海全权负责案件的调查。
毛森一出手果然有了眉目，他发现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这段时间发家了。不但一身的行头都换成了名牌，而且还买了一辆新车招摇过市。而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王根本就不可能买得起这些东西。
王晋唐想不到，他的装X行为居然引起了上司的怀疑，把自己和同伙都给坑了，终于使荣德生绑架案大白于天下。毛森找王谈话，询问为何如此阔绰。王则以与老乡做小生意搪塞。可毛森立刻严厉地说：“我早已掌握，你和荣案有关！现在说明，尚可内部解决，等到破案，那就不好收拾。”毛森的恐怖在军统内是人尽皆知，王晋唐本来就做贼心虚，被“活阎罗”这么一吓唬，立刻吓破了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交代了。
原来王晋唐有个远房亲戚叫黄阿宝，他本来是个无赖，在抗战时投靠日本人，成为“浙东自卫总队”的队长。当了汉奸的黄阿宝无恶不作，常在辖区内奸淫掳掠，残害无辜民众。
抗战胜利后，黄阿宝为了躲避国军逮捕，躲到上海郊区藏了起来。但他因为有鸦片瘾，家产很快就坐吃山空了。于是去找浦东帮会头子骆文庆以及嵊县帮匪袁仲书，向他们要钱。这两位在日伪时期得到了黄阿宝的照顾，碍于江湖义气，只好经常接济他。
可是吸鸦片是个无底洞，两位帮会头子很快感到为难。为了应付黄阿宝，就决心干一票大的，通过绑架富商，筹集资金。于是他们把目标盯在了荣德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