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魏明帝排斥司马懿动作非常明显。司马懿作为战功卓著的元老勋臣,理应在辅政大臣之列,但魏明帝却有意把他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显示了魏明帝对司马懿的怀疑和不安。当初因为诸葛亮北伐,给曹魏带来了很大的军事压力,而曹真又病重无法任事,魏明帝不得不启用司马懿坐镇关中抵御诸葛亮,司马懿由此掌握了兵权。随着诸葛亮的病死,蜀汉暂时了停止了北伐,曹魏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那么削弱司马懿的权势,也当然在魏明帝的计划中。这很自然地体现在,司马懿并未出现在辅政大臣名单中。
魏明帝的这个辅政大臣名单,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是非常合理的安排。如果能施行,那么对曹魏国祚当然是很有利的。但这个辅政大臣名单,因为遭到中书令孙资和中书监刘放的破坏,而无法施行。为什么孙资和刘放要破坏魏明帝的托孤安排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曹肇、夏侯献非常看不惯孙资和刘放揽权的行为。曹肇、夏侯献曾指桑骂槐地表示辅政以后要收拾孙资和刘放。
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放、资惧,故劝帝召宣王。-《魏晋世语》
除了曹肇、夏侯献,曹宇也和孙资和刘放关系冷淡。故而孙资和刘放当然不同意这辅政大臣名单了,他们利用中书亲近皇帝的权力,借魏明帝病笃无法言语之际,强迫魏明帝修改辅政大臣名单。魏明帝很生气地问,那应该由谁来辅政?孙资和刘放于是举荐了和自己没有没有仇怨的曹爽和司马懿,魏明帝没有答复他们。孙资和刘放居然乘着魏明帝气息微弱,握住魏明帝的手强行修改了辅政大臣名单,遂定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严格来说,孙资和刘放这是典型的矫诏,那么为什么他们敢矫诏呢?
除了审阅奏章的权力被尚书侵夺之外,原来属于三公的选举权在也已逐渐归于尚书之手。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尚书仆射卢毓在任上均有“典选举”,即选拔官吏的权力。魏明帝也说“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
曹魏时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尚书台不断侵夺三公府的宰相权力,特别是曹魏后期,曹爽和司马懿争权时,因为魏晋嬗代所引发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尚书逐渐取代三公,成为曹魏事实上的宰相。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晋书·刘颂传》
以上这段史料几乎可以看作古代宰相定义的标尺,向我们说明了由魏入晋以后,尚书则不仅完全掌握议政权,同时还是文武百官之首,并能监督百官的执行情况,成为公认的宰相。
让人疑惑的是,尚书完全符合宰相的定义标准,也确实就是宰相。那为什么中书还拥有那么大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尚书,却不能被称作宰相呢?
其实前文就有提到这一点,那就是中书的权力,来源于皇帝宠信,而非制度赋予。在制度上,曹魏中书的权力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中书受到皇帝的宠信,就能获得极大的权力。孙资和刘放敢强迫病笃中的魏明帝改诏,硬是把推翻了魏明帝原先的托孤安排,就是因为如此。中书能决定辅政大臣人选,确实说明了中书具有左右政局的能力。中书甚至“号为专任”,这也是很多人把中书视为“宰相”的重要原因。
但我们也要看到,中书权力之重,并不是制度规定的,而是皇帝宠信的结果。中书的本职工作就是替皇帝起草诏令,至于诏令的内容,当然是皇帝所决定的。在制度上,中书无权干预皇帝起草什么内容的诏令,自然也就谈不上议政权了。因为魏文帝和魏明帝经常咨询中书,才使得中书可以影响朝廷决策。而且中书作为皇帝近侍,自然无法统领外朝的文武百官,更谈不上监督百官的执行情况。中书的“宰相”名号,当然无从谈起。
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是以人因其位,谓之凤凰池焉。-《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