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时期的大量刻石、铭器来看，金石气茂，扑面而来。所谓金石气，即“不回避金石书迹所特有的种种非本体的表象特征，如残破斑驳所造成的模糊意识以及刀痕、铸迹，而是从中锤炼出了一整套不同于二王正宗的新笔法。”（徐利明《中古书法风格史》）
《游山西村》放翁诗一首 179x97cm 2020
而从秦汉文字体系来看，石刻体系的斑驳、虫蚀等沧桑感，并非文字书写的本来，这恐是嘉道以来碑派学者们对石刻之类文字的错觉。从艺术的表现手段来看，他们是在历史的误读中创制了一种新的审美图式和表现力，从而成就了碑派书法的固有特征并成为经典的范式。
《张猛龙碑》
但奇怪的是，凡是在碑派中有大成就者，往往又是汲取帖学之长而成就了自家面目，而表面上看似乎又一味抑帖扬碑。如集大成者康有为，“他们（包括包世臣）叫人家都去学碑、学魏，而自述得力所在，津津乐道的却正是帖——见《述数篇》（慎伯）、《述学篇》（长素）那岂不是正和着俗语的所谓‘自打嘴巴’”（白蕉《书谱》1980年总第41期）。
画论两则 27x43cm 2020
又，“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康有为题赠甘作屏《天青竹石联》）
《北魏司马绍墓志》2
如此，才不至于出现徐三庚之流徒有刻石之形，李瑞清辈只注重剥蚀、虫蛀之类的颤抖，而呈现出帖底碑面的成功样式，外人似乎已被其尊碑的政治主张所迷惑了，”“如是，真可谓是石刻其外，墨迹其内，学北碑简直就是徒有虚名了。”（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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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金农、郑板桥在碑派书法上的创新，康氏也并不十分认同，“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第二》）看来此“变”意味深刻，同时期的赵之谦也是如此。
因此，古贤们虽在碑、帖之流派上壁垒森严，实则互融。不过，秦汉篆隶在清代又得以复兴是对书法的极大贡献。
节临《张迁碑》 243x123cm 2020
陈海良，江苏常州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创作部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艺术基金评审委员，国展评委，中国书协草书委员会委员。
师从尉天池、马士达等教授（中国唯一楷、行、草书全国一等奖获得者）当代行草创作代表人物，专著有《乱世奇才——杨维桢》《中国书法墨法研究》《解密<十七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