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汉初“无为而治”的方针，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为当时客观的要求。
再加上少年得志的汉武帝，凭借着祖父为其积累的雄厚财力，不愿再过道家那种清静无为的生活，而是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刚刚继位不久的汉武帝，即招举天下贤良之士，来京城应对“古今治道”。当时参加应对的有百余人，有儒家、法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其中，儒士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最受汉武帝的赏识。
秦汉之际，儒家多难，除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外，汉朝新贵多为打天下的武将出身，又都尊奉黄老道家为主流，因而对儒家并不感冒。
董仲舒作为文景时期的大儒，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董仲舒针对汉武帝的三次询问，都以策文应对，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充分体现在对策之中，其核心思想便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深得汉武帝的赞赏。需要说明的是，在景帝时期，儒家已经蓬勃兴起，当时已经出现“儒道争霸”的局面了，而此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神学思想体系，符合汉武帝急需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因而，董仲舒便成为这场尊儒抑道的急先锋。
就这样，西汉初年前几位皇帝推崇的“黄老之术”，到了汉武帝时期，遭到废黜，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主要罢黜的便是“黄老之术”。
本文参考自：《秦汉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