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是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整个宋朝时期，中国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极度发达，尤其经济发达程度远超盛唐，但是在开疆拓土、对外战争等军事方面与汉唐相比大为逊色，甚至连汉人故居之地都无法收复和固守，北宋直接亡于靖康之耻，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哀叹。宋朝经济实力、科学水平均居世界前列，难道真的是因为缺乏养马场导致无法训练骑兵从而导致对外战争的全面失败吗？养马场并非决定因素，需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宋朝崇文抑武，武将地位较低，对唐代以来藩镇割据矫枉过正
唐朝中后期一大弊病就是藩镇割据，中央政令无法通行地方，藩镇节度使阳奉阴违对抗中央，甚至到晚唐时期藩镇节度使经常发动叛乱攻打长安，甚至废立皇帝。五代十国实质上是唐末藩镇割据和唐朝后期政治的延续，时常发生地方武将叛变夺位的情况，使得战乱连年不休，统治者大多重武抑文。宋王朝的建立本身也是武将篡位的结果，因此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对武将进行全方位抑制和防范，导致武将地位下降，严重制约了宋王朝实现大一统的军事实力。
其次，军制建设弊端突出，与宋朝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林立的国情不符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每遇战事由皇帝任命将帅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这种体制对于消除中唐以来绵延200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无法灵活应对宋朝北方边境强大少数民族军事政权林立的局面。
兵力配置方面宋朝军制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原则，禁军中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在京城，侍卫亲军驻扎在各地。京城人马最为精强，地方兵力不敌，不易造反，即为强干弱枝；如果京城有变，地方驻扎的禁军联合地方的兵力，足以应对变乱，即为内外相维，这种兵力配置有助于维护中央权威和皇权，但是客观上导致京城皆为精锐，大部分时间不用面对战争，地方兵力不足且为弱兵，经常需要应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挑衅且无法压制。长此以往，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强大，侵占宋朝国土，并对宋朝形成碾压之势，而宋朝京城中的精锐因长期缺乏临战变为弱兵，地方兵力不足无法常态应对边境挑衅，国土逐步沦丧，更不要提开疆拓土。
最后，骑兵建设重视不足，马政荒废，贸易优势未充分发挥
宋廷坚持“守内虚外”和“强干弱枝”的政策，固守中原，缺乏开疆拓土的进取精神，对骑兵这一战略性兵种重视力度不够。宋廷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骑兵则分布在其中。宋朝初年，脱胎于五代十国的宋朝军队战斗力还是相当强悍的，但是骑兵所占比例额虽然较低，却异常强悍。随着宋朝统一战争的推进，骑兵的数量也在不断扩充，但是始终分布在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未形成统一的骑兵建设制度，力量比较分散，骑兵质量参差不齐，战力无法与宋初相比，且骑兵运用也是遵循强干弱枝的原则，主要集中在京城附近，边境骑兵数量有限，很难发挥有效作用。至宋仁宗年间，骑兵数量虽达到顶峰，但是对外战争屡战屡败，骑兵质量可想而知。
宋朝初年承袭唐制在中央设置了左右飞龙院来管理马政，标志着马政制度的建立，但是马政制度摇摆不定，时而废止，时而恢复，导致高质量马匹数量始终未能大幅增加，最终导致马政的荒废。北宋的养马政策，可以为两个时期，从宋初设立到宋仁宗初期，这是养马政策的鼎盛时期，到了宋仁宗后期，养马政策则由盛转衰。整个养马的过程，历经三次废除和恢复，每一次废除都会让养马的规模缩小，到了最后就没有办法再恢复了。特别是“澶渊之盟”之后，天下相对太平，皇帝认为养马耗费太大，废除了不少养马的场地，随后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