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相当于中栏两卷多的篇页之后，又出现地理及经济性的内容，列有“南北直地运所处漕运闸门名”，“南北直地”当指以北京、南京为核心的北直隶、南直隶，漕运闸门是运河上的设施。接着则为“天下里、户口、钱粮数目例”，其中记载“实计里六万九千五百九十六”；“户九百三十五万二千零一十五户，口共五千八百五十五万八百有零”；“夏秋税米麦二千六百八万五千九十六石、盐粮二百九十九万五千一百三十三石”；此后更列举一系列的粮、银、绢数字。
经济资料之后则为“外夷”，这里仍将少数民族与外国混同一起，首先是朝鲜国，记述其沿革、风俗、土产以及受本朝封赐的状况，次为“女直”，记沿革、风俗和本朝对其地的管辖，有永乐七年设置的奴儿干都司及各个外卫所的设立时间。对日本的介绍有些来自传闻，而亦有真切之处，如“人不盗窃，少争讼”，“以漆制器，甚工致”，“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钱”，“颇重儒书，有好学能属文者，尤信佛法，有五经书及佛经、唐白居易集”等等。列述的周边民族与国家达四十多个，诸如蒙古、西蕃、琉球、兀良哈、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苏禄国、西洋古里国、锡兰山国、吕宋国、打回国、日罗夏治国、加勒异国、柯枝国、麻林国、祖法儿国、溜山国等等皆作简述，涉及南洋群岛甚至更远，反映了民间对周边国家关注意识的增强。以上内容延至相当于中栏的第十卷。中栏《皇明一统纪要》即有重视经济资料的特征，此上栏作为迎合社会需求的通俗读物，进一步补述了明朝当代的钱粮赋税数额，同样具有重视经济的眼光。明代中期以后，陆续出现大量的诸如《漕政考》（陈仁锡撰）、《榷政记》（王宗圣撰）、《两浙赋役全书》（娄志德撰）等等经济内容的史书，一个重视经济史和重视现实经济的社会文化背景正逐步形成，通俗普及性史地读物的撰写中属意于此类资料，就是这种风尚的表征。
2、当代政治制度的知识。本书上栏从相当于中栏的第五卷起到第八卷的开头部分，记述明朝当代的一些政治上与制度上的知识。首先是明朝的“御宝”（原注：“即玉玺也”）：
奉天之宝：此唐宋之神藏、镇中国之大宝，惟祀天地用之。
制诰之宝：一品至九品诰命用之
皇帝之宝：诏赦圣旨用之
皇帝行宝：立封及赐劳用之
皇帝信宝：诏亲王大臣调兵用之
天子之宝：祭祀鬼神用之
天子行宝：诏外夷调兵用之
顾命之宝：敕六品至九品用之
随后为“文职品第”、“武职品第”和“在京衙门官员品级”，内容是叙次各品级的官员职衔、名称。其次为“初授杂职散官定式”、“吏员出身资格”，涉及到选官任职的过程、手续以及对吏员考核与待遇，是官场内十分具体的规定。再下则是“官员俸给禄米”，列有大量具体数字，例如：“正一品，月支禄米八十七石，计岁共该支米一千四十四石；从一品，月支禄米七十四石，计岁共该支米八百八十石；正二品，月支禄米六十一石，计岁共该支米其百三十二石……”，这样一直列举，等而下之，直至吏员的禄米。这里的一套集中性的俸禄数字，为研究明代官员待遇及其变化提供参考资料。
官员俸禄之后是“文官服色”，采取歌谣的方式：“一二仙鹤与锦鸡，三四孔雀云雁飞，五品白鹇惟一样……”可惜这里出现篇页残缺，后文不得而知。接着叙述“官员考满陞黜事”，规定官员考核标准，如：“九年内户口不增，考称平等不陞”、“九年预备仓无粮者不陞”等等。此处还抄录关于制定官员考核标准的原始性资料，如成化四年十二月、正统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吏部官员题奏，皆有皇帝旨准的批语。其他如“官吏闻丧丁忧起复例”、“各处官吏丁忧起复程限”、“新官到任仪注”、“郡县迎接诏赦开读礼仪”等等，都是明朝实行的礼仪制度，讲述得十分细致和具体，为他处不易查见的可贵资料。此外，这里还列举明朝各个王府的名称，列举了明朝设立的各级“武职衙门”，如“锦衣卫”、“经历司”、“镇抚司”直至各个卫所、仓场、草场，军事上的编制可从中得以概览。
3、历史知识。本书上栏叙述历史知识，是从明朝当代开始，首为“圣朝君臣考”，叙列一朝皇帝之后，必列举当朝名臣。对明太祖朱元璋，书其故里、出身和功业，下列徐达、李善长、常遇春、李文忠冯胜、邓愈、刘基、陶凯、胡惟庸等等历史人物，不因后来得罪而隐没其名。太祖之后直书“建文帝”之称，并记其事曰：“在位四年，及靖难兵入金川门，宫中火起，或言帝殂，或言其变姓名，有一大臣随之出……”且引录了传闻中的所谓题金山寺诗，“人始知其为建文帝云”。在明朝诸帝中，明英宗前后两列，中间为景皇帝。建文帝、明景泰帝是明朝史事中两个敏感的问题，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帝位，贬黜朱允炆为庶人；明英宗于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为抗击瓦剌，明朝另立新君即景泰帝。明英宗被释放回国，后来乘景泰帝病笃临终而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帝位，削景泰帝号。这两朝史事后来虽渐渐放宽避忌，但直至万历中期纂修国史之时，官方仍未确认建文朝朱允炆的皇帝名位，也没有解决为建文、景泰两朝设立“本纪”的问题。而这部万历初年刊行的通俗普及性读物中，明确标以“建文帝”称号，将明英宗前后两次列出，置“景皇帝”于中间，不仅纠明朝《实录》之谬，而且比当时官员、学者的私修史书更加客观、更有胆识，反映了社会基层对当代史事的认识。清官方纂修《明史》之时，将明英宗立前后两个本纪，而在中间加有《景帝本纪》，清代考据学大师钱大昕赞扬《明史》的这种安排，认为其例是“创前史所未有”，“斟酌最为尽善”。但这种历史见识看来早在明代即已形成于民间，流行于广众，非清代史官之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