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敦煌地区汉简的发掘进入了鼎盛期,沉睡千年的书法材料大量出土,令人目不暇接:
——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人贝格曼在甘肃和内蒙古交界的居延地区发掘出大批汉简,总数多达11000多枚,史称“居延汉简”。
——1957年至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相继出土汉简隶书精品《王杖十简》和《仪礼简》;
——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号西汉墓出土了一批医药简;
——1973至1974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居延甲渠侯官、金塔县肩水金关等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汉简2万余枚,又称“居延新简”;
——1979年,敦煌文物工作者在敦煌玉门关西的马圈湾发现了斯坦因当年遗漏的一座烽燧,又出土了1217枚汉简;
——1987,敦煌市博物馆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处的三危山麓下,发现了汉代敦煌郡效谷县的悬泉置遗址。经过三年的发掘,获汉代简牍27000多枚;
——199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维修玉门关遗址时出土汉简250多枚。
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使得漫漫沙海中掩埋的木简,可以历经两千多年而不朽。干旱少雨的陇原大地,无意中成了中国古代文书档案的巨型露天博物馆。100多年来,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到祁连山,北达居延海,都有秦汉简牍相继出土。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量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汉代简牍总量的5/6。
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被学术界并称为中国20世纪四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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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人怎么写字?”
西汉时期,为了安定边防,解除匈奴之患,汉武帝先后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使“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为了有效地经营河西地区,维护与西域的交通,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前121年)置武威和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分置张掖和敦煌两郡,统称河西四郡。
河西在屯兵戍边的过程中,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关塞亭障和烽燧,形成一条连面相属的侯望系统,史记称“边郡烽火侯望精明”,“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赵充国传》)。西北汉简就是这段历史时期的遗物,他们绝大多数出自烽燧亭障。
敦煌简牍,现知纪年最早的简是汉武帝时的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在楼兰地区发现的年代最近的纪年简,是前凉时期建兴十八年(公元341年),共延续了400余年。简牍主要内容为边塞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如日常屯戍簿册、诏书、法令、屯戍制度、官吏任免、军纪、赏罚、名籍、粮饷、器物簿、诉讼爰书和杂记等等,基本上连贯地反映了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末各朝代的历史情况,简牍上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墨迹也完整地反映了汉代的书法风貌,是我们研究汉代书法最丰富最详实的资料。
汉简的时代,包括秦代到东汉末期,大约400年时间,这正好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学术上叫“隶变”,隶书的变化的意思,那就是汉字字体由篆书逐渐演变到隶书。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也就是说,汉简是古今文字之间的一座桥梁。
汉简的一大部分是边塞汉简,内容多为上级发往下级的诏书和公文,书写者也大多是戍边或者是邮驿中的下级吏卒。军情紧急,容不得一笔一画规规矩矩地写繁复的篆书,他们为了书写简便,从而采取“减、省、连”的方法,逐渐创造出八分书、隶草、章草等书体,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今草。
汉简的书写者思想开放,不墨守成规,书法率意洒脱,自然流畅,绝无精雕细刻的庙堂习气。因为这些将士们常年生活在烽火连天的边陲要塞,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荒凉的大漠锤炼了他们勇敢无畏的精神和雄强豪放的性格,绝少矫揉造作,形成了粗犷、雄健的书风。
汉魏以后,中国书法的篆隶草行楷五体书已经完成了,两千年来没人能创造第六种书体。五体书已经根深蒂固在中华大地,在中国人民的心理当中定格了。敦煌汉简正好处在中国书法五体形成的重要时期的一个重要位置,承前启后,博古通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