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阎古古笔下威威武武大丈夫的严熊，虽然提笔写了这么一首诗，但他的诗竟然和方志一样，不肯提“鹤如去留之争”，好似没有这回事。要不是谢先生一文揭出此事实，这一场改朝换代前后基于个人势力，却表现为世外护法之间的争斗，将会就此隐匿。时人皆以严武伯威武坦率，不避威权，替钱谦益软弱的儿子出面，对钱曾进行诉讼。常熟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及《续笔》中，屡及武伯，致倾倒之意。他的笔应该是公正的。没想到吧，这一段史实在他笔下好像和平禅让一样。桃子被人摘走了，那么是谁呢？“智公住未久，衲子多播迁”，是师兄智如，即牧云。但牧云待的时间应该很短暂，具体原因不知。但即便是短暂的变动，对破山寺来説，却已经伤筋动骨了，所谓“衲子多播迁”。而这仅仅是破山寺悲剧的开始。“智公住未久，衲子多播迁。其徒四五人，智力无殊悬。相继来主席，繁手少安弦。殿宇日颓废，未闻添寸椽。器物各星散，钱穀私坑填。檀护尽解体，瓦钵冷粥饘。”牧云弟子接管了权力，开始乌烟瘴气。
最后发展为武斗，“最后有平岩，翼虎挟戎旃。不调和合众，但见斗诤坚。手拈一茎草，杀人干镆铦。阳逃金木诛，阴犯韦陀鞭。两入王舍城，夏腊宁久延”。陈援庵先生《清初僧诤记》里最血淋淋的记载也无过于此，而史料阙如，地方志无一字及之。可惜这一阶段主要的人物，即破坏力僧人，没有钩索出来。
钱谦益与钱朝鼎之争，以钱朝鼎全面胜利告终，鹤如被赶走了。白经营了四十年，还有斋田，控制破山寺后，经济上的好处也显而易见，这才是重点，也是钱朝鼎急吼吼、气急败坏之一因。此结果，也是“钱氏家难”之预演。“家难”中如果没有柳如是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为凡众之不能为，钱家一定攫子而破家，与此破山寺之完败毫无二致！
忍不住说一句与破山寺无关却与牧斋有关的题外话。张汉儒攻讦牧斋、稼轩，是受温体仁指授，此已无可反驳者，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学者中一直都有一种声音，说钱牧斋、瞿稼轩也是为害乡里，抢人土地，他们也是地方一霸。这件事也不容易一条一条加以辩驳，陈寅恪作《柳传》有明显的倾向性，但也于此无能为力。但是破山寺住持鹤如长老之去留问题，就考得比较清楚了，大家看，咱们单纯从这一件事来看，是牧斋不对，还是朝鼎不对。是鹤如干得不好，要撵走？当然不是！钱朝鼎恨鹤如“秃贼”要死，要支持“造反派”，但是“造反派”怎么样呢？什么都干不了。建则四十年，废则一两年！钱朝鼎在方志里不是名声很好吗，很能干吗，现在怎么了，哑火了？
但古今事实一致，没有人追责。单看武伯这首诗，你也想不到要责怪钱朝鼎。他隐埋起来了，没有讲破山寺发展到这一步是谁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严子张牵扯在内，而钱朝鼎又是严武伯惹不起也不想惹的，他只愿意去惹钱遵王。
（参拙文《钱曾与严熊：柳如是别传钱氏家难章补论》，《中国文化》第四十三期）但严熊明显是悔恨，不然不必写下这首长诗，虽然在里面隐去了相当重要的成分，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记录。
钱朝鼎所绘墨兰图有必要借助有限的材料梳理一下严子张与钱牧斋的关系了。严栻为崇祯甲戌（七年，1634）进士，曾任明兵部主事。乙酉（顺治二年，1645）六月于常熟起兵抗清。顾苓在《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中提到，安西将军李定国在永历六年七月克复桂林后，以蜡书命钱谦益和前兵部主事严栻联络东南，钱谦益比较主动，日夜结客，严栻比较审慎，可见分歧。
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八《题严武伯诗卷》云：“武伯，子张之才子也。子张有幽忧之疾，二童子扶掖就医。”可见严子张精神上受刺激出了一点问题，有幽忧之疾，即类似于抑郁之症。末云：“余语武伯：‘子勿忧。子于晨昏少间，举其所著歌诗，高吟雒诵，如弹丝竹，如考琴瑟。子之尊人，凭几而听之，殆将气浸淫满大宅，霍然体轻而病良已。’书之以诒武伯，且以示世之人知渊明、少陵之古方，可以起沉忧代药物也，则自余之疗子张始。”这一段当然可以看作是牧斋在谈文学之功能有可以治病之一用，文论中类似例子并不难找，但联系前后因缘，很明显，牧斋语寓调侃。则严子张后来站在钱朝鼎一边，重建中峰讲寺，甚至加入了驱逐鹤如之行动，都是极有可能的（以武伯不言鹤如被驱一事言，此不是可能，而几乎可以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