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商鞅，第一个念头就是法家，提到商鞅变法，想到的也是法家强兵，秦国之所以能以区区关中之地，统一六国，依仗的正是法家强兵带来的好处。
但这个问题如果往更深处思考，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为法家，申不害变法却没有取得成功？或者说，没有像秦国那么成功，毕竟韩国最终还是灭亡了。
如果把韩国失败原因归于申不害早死，其主张没有被继承，但商鞅活的也不长；如果把责任归于韩国君主笨，那就更说不通了，因为商鞅后期几乎成了秦国公敌，处死他的可是秦惠文王，恨得那是咬牙切齿，尸体都被车裂，申不害则是无疾而终，终身荣宠有加，不管从那个角度看，申不害变法更有理由继承下来，而不是商鞅。
就不说申不害，甚至后世提到法家代表，更受推崇的也是韩非子，但为什么只有商鞅获得了成功，而且是空前成功，即使在他死后，他实施的那些措施，仍然被他的敌人（秦惠文王等），毫无保留的继承了。
恨他入骨的秦惠文王，非但没有废除他的遗政，反而完整保留下来，这实在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原因当然不是秦惠文王贤明，他要真贤明，当初就不该杀商鞅。
法家和儒家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法家最大特点是什么？尊法？严刑酷法？错，这些只是外在形式，儒家一样可以定法律制度啊。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独尊儒术”，可汉武帝那是出了名严酷，汉代酷吏，一多半都出在他治下，甚至说，汉唐元明清，哪个不是儒家思想？但那个又没有法律制度？哪朝哪代又少得了酷吏？为了统治，镇压底层人民，他们从不手软，就算是那几个以仁著称的皇帝，每年死于刑罚的人数，也是一把一把，数都数不清。
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区别，或者是春秋战国时期，它俩最大的区别，是君主集权。儒家并不排斥分封制，认为只要实施仁政，君主只要有仁德，天下就能大治；而法家则认为，如果想要国家强大，君主必须把所有资源调动起来，统一掌握在手里，才能实现更有效配置。
君主集权，独裁同时也使得行政命令更高效，所以战国时期的法家们，变法都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李悝，再比如吴起，甚至包括上面的申不害。
但君主集权制只是实现了资源最优化配置，遇到个糊涂君主，倒霉皇帝，在他手里就不见得是好是坏，如果君主集权代表了最先进制度的话，那之后历朝历代就不会灭亡了，因为它们都忠实奉行了君主集权。
所以君主集权仍然只是表面，法家变法的成败，在于土地私有制。
打破井田制，开创土地私有先河的是李悝，他在魏国变法，令魏国一跃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堂堂魏武卒之功，始于李悝，而魏武卒之战力，来自土地私有。
周朝虽然是分封制，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奴隶社会，因为其国家基础，建立在井田制上。井田制，就是将土地划成井字状，交给农奴耕种，虽然井田也有公田和私田之说，但那只是责任划分，公田大家一起种，私田归某人单独负责。土地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周天子。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诗形象的描述了周朝生产关系，所有土地都是天子的，其他人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没有土地的农民，被强迫耕种土地，这是农奴。为什么儒家思想在战国行不通，处处受挫，根子就在这里，因为儒家支持井田制，儒家的所谓变法，都是在在原有社会体制上的一种改良，而非变革。奴隶还是奴隶，贵族仍是贵族，贵族老爷们只要心肠好点，对奴隶好点，天下就太平了。
这怎么可能，所以代表着更先进文化的法家，自初登历史舞台，就呈现出碾压之势，无论对儒家，还是其它什么家。
奴隶有许多形式，并非农奴一种，而且不仅奴隶社会有奴隶，封建社会照样存在奴隶。比如太监、奴婢，都是奴隶身份，因为他们人身自由受限，工作性质也属强迫，不是你今天想干就干，明天不想干就可以走。
农奴和农民的区别在哪？不在于是否有土地，一样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依靠打工为生，但他们仍然是农民而非农奴。关键在于契约，农民跟地主签订契约，按照约定内容付出劳动获得报酬，契约关系纯属自愿。同样，这也是地主和奴隶主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