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不去调查，不去实践，便永远只能似是而非地摆在脑海里。
我们以为秦始皇和汉高祖，是两个时代的人，结果发现他们只差了三岁，远比同时代的刘邦和项羽的年龄差，要小得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呢？因为秦始皇是秦朝的开国之君，而汉高祖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两人中间隔着一个秦朝呢。一个朝代，怎么着也比一个人的生命长吧。可在秦朝这里，这个论断不成立，秦朝仅仅存在了15年，都不够让一个婴儿，长到18岁。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比如在我们眼中，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就变成一个内有宦官乱政，外有藩镇祸国的衰颓王朝了。按理说，如此内忧外患，应该早就灭亡了。但事实是，大唐289年的国祚，这才刚走了一半。那唐朝是怎样续命的呢？
先说大唐王朝的内部治理情况。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量中原人口逃到了长江以南，使得江南地区获得了长足开发。这些中原人有技术、有经验，还经历了乱世，愿意为了生活下苦功夫。于是，江南地区一片片沼泽，被能工巧匠修筑的排水设施，变成了一亩亩良田。
而中央政府，也适时改革了已经无法继续运转的“租庸调”制度，变更为两税法。虽说老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但好歹在不过分加重老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国库收入确实变多了，缓解了大唐王朝的财政困境。
而河北藩镇，也不像以往我们知道的那些造反势力。之所以有不同，源于河北藩镇的控制者，并不是我们直觉中的节度使，而是牙兵。这个说法听起来实在滑稽，牙兵是一群人，哪能集体执政呢？至于左右最高执政者节度使的意志，那就更无从谈起了。
可这的确是事实。在河北藩镇中，最强的是河朔三镇（范阳、成德、魏博）。而三镇中，最强的是魏博镇。魏博镇自节度使田承嗣开始，为了掌控藩镇军队，特意从全军当中，选取一万膂力过人、膀大腰圆的士兵，充作牙兵。这些牙兵既是节度使的亲军护卫，也是节度使掌控藩军的利器。
正因这些牙兵本身出色，又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因此他们的待遇也很高。时间长了，这些战力惊人、装备精良，又长期处在政治核心的军人，变得越发骄横狂妄。一旦节度使的政策，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便鼓噪起来，发动兵变，另立节度使。
而朝廷碍于起事者众多，只得捏着鼻子事后追认。这股牙兵废立主帅的风气，渐渐刮遍河北各藩镇，变得根深蒂固，难以轻易撼动了。那节度使就不能不用牙兵吗？还真不行。没了牙兵的威慑，管不住手下的军队呀。既然，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就别指望靠忠孝仁义束缚手下了，以强制强吧。
除了前后统治魏博镇数十年的田氏与何氏，在牙兵支持下，先后走马灯般地担任魏博节度使的，还有史、韩、乐、赵、罗五姓。他们的上位是由于牙兵支持，而他们的下台也都是源于牙兵反对。由于牙兵能够随意废立节度使，当时人称“长安天子，魏博牙兵”，可见其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古代长期采用的儒家秩序，的确是同时代统治成本最低的方式。
说清了这个问题，就能明白，为什么藩镇已然是独立的小朝廷，却很少主动进攻中央王朝。因为在藩镇，做主的是牙兵。这些当兵的，可不想在战场上拼杀，就这样维持现状，当兵和当公务员一样，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有节度使，为了个人野心，固执地发动战争，便会被这些牙兵推翻。
于是中央和地方，实现了高度武装下的和平。可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巨大的财政负担。于是双方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措施，鼓励商业。唐末五代留下的商业政策、商业设施、商业观念与财政困局，为宋朝的商业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其说是宋朝皇帝与士大夫们重视商业，倒不如说他们也受到了社会风气与现实的深刻影响。
那为什么明清时期，无法出现宋朝时的商业盛况呢？因为这种传统与现实没有了。而且，对于执政的儒家士大夫而言，维持自身地位最好的办法，不是等商人势力、武将势力发展起来之后，再和对方打擂台，而是掐灭对方一切生根发芽的机会。只有具体做事的人才会明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道理。只有当事情发生之后，才会明白什么叫无可挽回。也只有事情发生之后，才会明白什么叫做想象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