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皇宫
永徽朝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在武德与贞观时期运行良好的“三省六部”决策执行机制，到了永徽朝，随着人事变动和形势变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唐高宗李治，从小性格懦弱，缺乏自信和魄力，再加上继承皇位时还很年轻，皇帝的威严和权势，大大地减弱。而宰相的一方，以长孙无忌为首，除之外，基本上团结成了一个整体：太尉长孙无忌，以同中书省门下三品的头衔总领朝政，中书省中书令柳奭，门下省侍中宇文节、高季辅，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同中书门下三品、吏部尚书褚遂良，都与长孙无忌，凝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帮助李世民争夺天下，居功至伟，位居凌烟阁24功臣之首。同时，李治的储君之位，长孙无忌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也是李世民托孤辅政的重臣，长孙家族是关陇望族，势力强大。所以，永徽初年的朝廷局势，大权基本是以长孙无忌的宰相把持，唐高宗李治沦为“虚君”，与蜀汉时的阿斗，没有太大的区别。而长孙无忌，则成了蜀汉时的“诸葛亮”和西汉时“霍光”式的人物。相权严重制约了皇权，两者间的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
皇权的惊醒
唐高宗李治虽然性格软弱，但却非常聪慧，他对自己当前的处境非常清楚，对朝廷目前的局势洞若观火。他绝不甘心做个“虚君”，也绝不愿意将祖、父两代人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反击。永徽初年发生的“房遗爱谋反案”，就是皇权与相权发生正面冲突的导火索。
房遗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婿，高阳公主的丈夫，也是尚书仆射房玄龄的次子。高阳公主为了给自己的丈夫，争夺房家长子房遗直承袭的梁国公爵位，诬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礼。
“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已。”（《资治通鉴》）。
这本是一起平常的家庭爵位争夺战，却在宰相长孙无忌的一手操作下，将案件性质人为改变，使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被炮制成了一起重大的谋反案。同时，还将皇家的几位重要人物，陷害成了这起谋反案的主谋。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吴王李恪。
吴王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很有才华和魄力。李世民在世时，对其非常赏识，认为只有这个儿子与年轻的自己很像，一度曾打算立其为太子，后来因为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才最终放弃。李治继位后，李恪任司空，在官职上与长孙无忌平等。李恪的皇子身份和英明果决的才华，以及所任的官职，都让长孙无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成为了他专权弄权的干扰和阻力。
“房遗爱谋反案”，在长孙无忌的精心策划下，被办理成了“铁案”，证据确凿。最终上报给李治的处理方案是：三个驸马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两名亲王李元景、李恪，两名公主高阳公主和巴陵公主被赐自尽！名将江夏王李道宗、宰相宇文节、名将附马都尉执失思力、谯国公柴哲威等人被流放。
长孙无忌利用这一起案件，将皇家可能制衡自己的势力彻底清除，为自己的进一步专权扫清了障碍。对唐高宗李治来说，巨大的损失体现在两个方面：可以倚重制衡相权的力量被消灭了；一向以“宽仁友孝”的人格标签示人的李治，在当上皇帝不久，就被假借自己的手，一口气杀掉叔父、兄长和姐妹等皇族成员七人，对其名誉和人格的损失无可估量，其实也是另一种弱化皇权的形式。
李治对其中的利害关系很清楚，他试图打悲情牌，在朝堂之上，博取各位宰相的同情，以求保全完全无辜的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的性命。他几乎是流着泪向大臣们求情：荆王李元景是我的叔父，吴王李恪是我的兄长，实在是不忍心杀他们，想为他们两人求情赦免一死，众位爱卿认为可以吗？
整个大殿鸦雀无声，没有一人附和回话。李治彻底绝望了，他此时才真正感受到，自己虽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其实只是一个“木偶” 而已，他已经被自己的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相们完全架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