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下诏，将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被废为庶人，囚禁宫中。之后不久，正式册封武昭仪为新的皇后，并宣布大赦天下。这场大唐宫廷的后位之争，以新人武昭仪的全胜而告终。但是，看似平常后宫皇后废立的背后，是皇权与相权惊心动魄的博弈与争斗，翻天覆地地改变了大唐朝堂原有的政治格局，对大唐王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朝的“宰相”制度
唐朝的官制，基本上沿袭了隋朝的总体制度格局，设立“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不主管具体的事务，也不设置府衙和僚属；设立“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议，可以设置府衙和僚属，但却因人而定，有合适地位的人就任命，没有合适地位的人就空缺。唐朝的“三师”和“三公”，基上是荣誉头衔，并不是朝廷真正的核心议事决策机构。
唐朝真正的权力中枢机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三省六部”。“三省”即为：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因唐太宗李世民曾任尚书令，所以贞观朝以后，没有人再敢任尚书令，以仆射为长官，分设左右仆射各一人。尚书省统领六部，六部为：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和侍郎，各部下设四司，司的长官为郎中。
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三省的职能分工，《新唐书》中有明确的记录：
“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
也就是说，中书省根据皇帝的意思，负责国家重大事务诏书的草拟工作；门下省，负责对中书省草拟的诏书进行监督和审查，认为不合理的可以驳回；尚书省，主要负责执行已经通过的诏书，是贯彻执行机构。
根据朝廷的机构设置，唐朝的宰相，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在唐初时，所谓的宰相，就三省的长官，即左右仆射，侍中和中书令。
《旧唐书》记载：“武德、贞观故事，以尚书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二人为知政事官”。
知政事官，即是严格意义的宰相。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嫌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封驳，两省之间来回流转，耽误时间，所以设立专门的议事场所，即政事堂，将两省会合在一起办公，参与政事堂办公的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有这个头衔，即使不是三省的长官，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议，这些人统称宰相。后来发展成为，只有参与政事堂议事并加以以上头衔的官员才能称其为宰相，如没有以上头衔，即使是三省长官，也不一定是宰相，慢慢发展演变为三省长官的头衔成了“虚衔”，宰相成了临时性职务，也就是说谁拥有参与政事的权力，谁就成为了宰相。
朝廷权力的运行规则
从唐初“三省六部”的设置和运行规则来看，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并不是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中，中书省的长官可以根据情况加以修改，门下省认为不合理，还可以驳回。明白一点说，也就是说皇帝的意图或者命令，必须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的审核同意并签署下达，才能形成决议，成为圣旨，才具有实际执行效力，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环节，皇帝的命令等于无效。
在唐初的武德朝和贞观朝时，李渊和李世民作为打天下的强势之君，雄才大略，能力和威信都很强盛，这套“三省六部”制度，运行没有任何情况，也不存在所谓相权削弱皇权的问题。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希望通过宰相们的帮助和劝谏，减少自己的决策失误，匡正自己的过失，从而更好地治理和管理国家。他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指出，
“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 “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旨，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 （《资治通鉴》）。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唐太宗李世民是非常鼓励三省的长官，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力，来有效减少皇帝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