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就大不一样了，杜甫就曾高呼“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台阁是他们政治生命之所寄，可咏的东西多得很，决不限于奉和应制、宴饮酬唱而已。至于山水景物，则是他们漫游生活中的侣伴。
长年孤身飘泊，对社会人生的种种观感，自身经历中的悲欢离合、乡情旅思，无所排遣，自然而然地宣泄于风花雪月、草木虫鸟上面。所以，唐人的写景诗，无论是气象峥嵘还是意境悠远，多渗透着诗人浓烈的主观情趣，较之六朝文人“照相式”的模山范水，风味各别。
台阁、山林而外，唐人还开辟了新的艺术天地，那就是边塞与都市。
边塞诗写作本不始于唐代，曹植、鲍照和一些北朝诗人已有篇什传世，但数量甚少，内容也比较单一。唐代边塞歌咏的崛起，构成了引人注目的现象，不光有一批专精此道的作家和众多脍炙人口的名作，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生动。
举凡战争的酷烈、将士的英勇、统帅的骄奢、戍卒的苦痛以及边地的民俗、异域的歌舞、塞野的风光、新奇的传说，一概阑入篇翰，形成瑰丽而新奇的诗歌国土，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堪称独步。尤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诗人为代表。
探究它的成因，当和唐代边塞战争的频繁有关。而文人不辞跋涉，远赴边陲，乃至投笔从戎，报效边镇幕府，企求以军功博取仕宦，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边塞作为唐人漫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诗篇，这是其他王朝所不曾有过的，也是那些时代的文士靠模拟乐府来写“从军”、“出塞”的题旨所不可比拟的。
都市题材的出现，也有着同样的因素。唐代社会经济的发达，促成了一批商业都市的兴起，它那繁盛的外表和特异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漫游中的诗人的足迹，并经过他们的眼帘、心扉而形诸笔端。
如果说，唐太宗《帝京篇》写长安，还带有浓重的宫廷气息，那么，到骆宾王同题诗作和卢照邻《长安古意》中，都市生活就以它斑驳陆离的图景和喧嚣腾跃的节奏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此之后，一个新的诗歌传统诞生了。它写贵戚，写富商，写游侠，写歌妓，也写平民。它写风物的繁华，写节日的欢纵，写斗鸡、走马、摆博、击鞠的豪兴，写妇女的服饰容颜和士子的冶游艳遇，也写到豪华掩盖下的眼泪和不幸。
这是同台阁、山林、边塞很不相同的另一个世界，它的出现大大扩充了我国诗歌的表现领域，而其发端则在于唐代社会的发展和与之相关联的文人漫游生活。
总之，漫游之风的盛行，是唐代文人身份、地位的转变和整个社会生活变革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成了唐代文人沟通多方面的社会领域和生活现象的聚合器。02 从政：给予文人们以创作的思想动力
文人生活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从政。这本来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共同出路，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标示着这个信条。但唐人从政与前朝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以门阀制度统治下的两晋南北朝而言，从政可以说是世族子弟的特权。他们凭借门资，不需要有什么其他的准备，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因此，他们虽然参预政治，却并没有干一番事业的想法，反以“遗情世务”或“不亲庶务”为荣。
至于当时的寒门知识分子，尽管对现实有所不满，有的人也怀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
比如，左思《咏史》八首就记录了诗人由“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壮志出发，经过对“世胃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实社会的观察，终于导致“自非攀龙客，何为敬来游”的结论的思想历程。
陶渊明也是从少壮时的“猛志逸四海”，转向中年以后的归隐田园的。他们空有从政之志，而难睹从政之效。
真正能够将心志与形迹统一起来的，是唐代寒士的从政活动。他们生长在有为的时代，置身于能动的地位，必然要激起强烈的从政需求，即使遭受阻力，也无碍于他们把全部能量释放出来，去奋力追求既定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