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总体上看，上面说的这三个方面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仍是唐人生活的突出标志。从政作为人生的目的，科举为通向政坛的主要门户，漫游又是科举与从政的准备，三者联结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活道路，是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的。
就其对诗歌的影响而言，漫游为创作提供了生活的原料，从政给予诗人以思想动力，科举则又促进了多方面的艺术、文化修养和较为普遍的文化氛围，三方面的结合，恰恰为诗歌的繁荣创造了合适的前提，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比较特殊。
而这种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创作条件的形成，又是同整个唐代社会生活发展与变革的大形势息息相通的。六朝尚门第，唐人求事功，宋明讲道学，清人重考据，这都不是出于主观任意。
一代风气的养成，有它现实的经济、政治的基础，而一旦转化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又会给予人的思想行为以强有力的制约和规范，进而推动并引导着时代精神文化的创造。
唐代文人这种关心世务的作风，同样在他们的诗歌作品里得到反映。体察民情、讽喻时政，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唐诗发展的全过程。尤其进入唐中叶社会变乱、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从杜甫、元结到元和前后的一批诗人，更是有意识地将笔触伸向病态社会的不同角落，对朝政、边患、强藩、内乱、宦官、朋党以及吏治、司法、赋役、工商、礼教、婚姻各类社会题材，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开掘和揭示，在诗歌史上亦属罕见。
比之六朝文人诗作大多拘于玄言、山水、宫体以及宋以后诗中日益风行的炫弄才学、翻造文字、模拟求似的习气，其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03 科举：促进了文人们多方面的艺术水平、文化修养
唐代文人生活的又一特征，便是应举。唐人入仕非由一途，而科举仍要算作最正规的途径。因为科举有定时和限额，还有一套标准的程式，是唐王朝选拔官吏最有效的手段，具有其他方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特盛，由此进身的士人授官后往往升迁较易，以致中唐以下的宰相多由进士出身，更引起时人对科举的重视。唐代文人中，除李白表示不屑于应举，企图通过征召由布衣一跃而为卿相外，其余很少有人自甘放弃这条从政之路。
比如，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录唐代诗人278人，其中进士及第者171人，考取其他科目或应考而未取者尚不在内，可见科举势力之大。科举对诗歌创作发生了什么积极作用呢？
提起这个问题，人们便会想到“诗赋取士”，有人甚至把唐诗的繁荣完全归功于此，其实是一种狭隘化了的观念。考试诗赋，有助于扩大写诗的风气和促进字句音律的推敲，是无疑义的，但仅限于这一点，并不能保证诗歌创作的繁荣。
比如，唐人留下的试帖诗（用于科举考试，也叫“赋得体”，以题前常冠以“赋得”二字得名。起源于唐代，多为五言六韵或八韵排律），可以认作“诗赋取士”的直接产物，却是全部唐诗中最令人失望的作品，足以发人深省。
实际上，科举对诗歌创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漫游和从政都和科举有关。而单就考试本身所直接间接涉及的知识与技能来说，也不能局限于诗赋这一项。
首先，唐代科举名目繁多，常见的进士、明经二科以外，尚有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以及不定期举行的各种制科，总数不下五十余种，试诗赋主要是进士科的要求。即以进士科而言，所试内容也还有策问、帖经、杂文等，并不止于诗赋一道。
其次，正如上面所说，唐代科举考试不全取决于一张试卷，相当程度上要靠考生平时的声望，由此衍生出一种行卷的风习，即应试者将平生精心撰作的诗、文、杂著各类文章汇编成卷，投献于达官名流，请他们为自己延誉。
唐人看重行卷，决不亚于科场文字，而行卷的方面又很广，也决不是程式化了的一诗一赋所能包容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