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是一支以寒士为主体的文学队伍。
现存《全唐诗》载录了2200多位有姓名可考的诗人。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自帝王后妃、达官显宦，下至农夫工匠、渔樵胥吏、俾妾歌妓、和尚道士，可谓三教九流，兼容并包。但一般说来，“寒士”居多。
“寒士”这一称号，发源于六朝门阀制度。随着门阀统治的解体，唐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出现了变革的趋势。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强盛壮大、蓬勃向上的风貌，不能不在人的心理上留下深深的印记。这种感受更由于唐代寒士自身地位的变化而得到加强。
不过，寒士在唐代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低下的，不少人困顿于场屋，沦于卑位，甚至辛苦辗转，潦倒终身。但门阀制的枷锁毕竟打碎了，通过科举等途径入仕从政成了现实的目标，也确有人由此跻身庙堂，提出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可见寒士在唐代虽仍遭受压抑，却不再是毫无政治独立性与主动性可言的附庸，他们构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活跃而能动的力量。寒士文学能够取代贵族文学的主导地位，这应该是关键性的条件。01 漫游：为文人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生活的原料
唐代文人一生中，大多有一段漫游的经历，通常是在入仕之前。
大诗人李白自述从小就有“桑弧蓬矢，射乎四方”的志向，年轻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这还是在他刚满三十岁的时候。
杜甫晚年回忆中也说到自己往昔的壮游，在踏进京城求仕之前，曾东下姑苏，南渡浙江，徜徉齐赵之间，足足度过了八九年快意的时光。
他们的这种生活经历，在唐代文人中是具有典型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风尚呢？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富庶，是必要的保证。
杜甫在《忆昔二首》之二咏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在诗中，诗人的形容不免铺张，而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漫游之风兴不起来，则是可以断言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因为其他朝代也有太平盛世，却不一定产生出这样的风尚。漫游特盛于唐代，是和新形势下文人的仕途出路有联系的。
唐代文人的入仕，不同于汉魏以来的乡举里选制度。那时候，人才由乡里推荐，且多安排在本乡本土任职（如担任县令或州郡佐僚），所以乡里的豪右强宗得以操纵选举，而一般士人也容易安土重迁。
唐王朝的建立，打破了世族把持政权的局面，入仕的途径主要通过科举、征辟或参加幕府，这都需要离乡背井，出门远游。加上唐代的科举不像宋以后采取试卷糊名的办法，应试者要能入选，不光卷子须做好，还要事先为自己制造声誉，让姓名传入考官耳中才行。
于是长年累月地过州历府，结交天下豪俊，谒请达官贵人、宿老名流给予吹嘘，更是必不可少。这种做法固然助长了社会上请托、虚夸的风气，但也推动一般士子走出个人狭小的天地，步入大千世界，四海为家地从事遨游。
正是在这一点上，唐代文人形成了自己最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不仅不同于六朝，跟宋以后文人只需埋头读书，走“书斋——考场——官场”三点一线的人生途程，亦有差异。
漫游既然是唐代文人的重要生活内容，自必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留下鲜明的痕迹。从总体上看，唐代寒士诗歌发兴多端，视野广阔，表现真切，寄慨深沉，驾轶前朝而雄视后代，同文人长期漫游在外，富于生活实感分不开。
不妨拿它来和以前的世族文学比较一下。六朝世族文人的生活圈子是相当狭隘的，台阁（包括宫廷、邸宅）与山林便是他们的全部世界。前者是他们纵乐的场所，后者是他们归隐休憩的地点，两种生活都缺乏激荡人心的深刻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笔下的仕宦生涯多限于宴饮声色，山水景物也显得感情淡漠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