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成了最响亮的呼声，正充分表达了他们汲汲于用世的坚强信念。这跟六朝世族文人的耻谈国事，寒门士子的缄口难言相比，无疑昭示着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唐代文人的热切于从政，也是宋以后人所不可比拟的。
从历史上看，宋人从政的条件就较唐人好：科举录取的面比唐人更宽；当官后的俸禄更为优厚。
但是，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也有不及之处：北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转入下坡，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内忧外患的煎迫，朋党相争的加剧，专制主义的强化，思想禁锢的繁密，而且愈到后来愈形严重。这一切必然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给他们的政治活动投上阴影。
在这种情势下，虽有一部分正直、勇敢的士人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积极从事政治革新，更多的人却不由自主地由“兼济”转向“独善”，由社会遁入书斋，以空谈性理之学为修身治国之本，至于“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这样的入仕从政，实际上又只剩下一个躯壳，而丢失了它的灵魂。
相形之下，唐人置身于门阀统治专制统治前后两重压制的间隙时期，能以上升、变革的时代精神作为自己的凭藉，可谓得天独厚。他们的主体意识在政治活动领域得以高度发扬，当非出于偶然。
从政的追求，促成了唐代文人以功业自许的怀抱。“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曾以“材足以动俗，智足以济时”自负，杨炯有“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的述志，卢照邻著《五悲文》感慨不遇，骆宾王参与徐敬业讨武则天的军事活动。
继起的陈子昂更不愿以文人自限，屡次上书论事和从军出征，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被誉为“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
盛唐诗人中，这种精神尤为高扬。如高适的“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岑参任谏官时也“频上封章，指述权佞”，并以“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的诗句自砺；李白更是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杜甫则是怀揣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为人们熟知。
即使是一些不以政治功业心见称于世的诗人，如王维、孟浩然，在那个时代精神感召之下，也都有过“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及“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的向往。
这样一种普遍的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发而为歌咏，就产生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特有的理想精神、英雄性格与浪漫气息，形成那种明朗、高亢、奔放、激越的时代之音。
从政的追求，还养成唐代文人对世务的关心。在他们功业自许的怀抱中，除包含一己的功名利禄外，也常富于“拯物济世”的精神。
寒士阶层由于本身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活境遇的困顿，有可能稍稍接近普通的人民群众，较真切地了解风俗民情。加以他们正处在封建制度自我更新的特殊历史阶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旧的矛盾趋于缓解，新的矛盾尚未严重到不可调和，这也使他们比较敢于正视现实，致力于揭露和抨击社会的弊病。
唐诗的风格大多比较质朴明朗，形象活泼生动，语言口语化，声韵和美流畅，文人诗作与民歌之间的界限相隔不深，都是同群众基础的广阔有联系的。对比六朝世族文学的一味涂饰藻丽，堆砌典故，有意显示文人的“高雅”趣味，亦自区划判然。
以上从漫游、从政、科举三个方面说了唐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这当然远不足以概括唐人生活的基本内容，余如宗教生活、艺术生活、隐逸生活、娱乐生活以及衣、食、住、行等，也都对诗歌创作有重要的作用。至于不同时期不同人们的生活条件不一，他们的行为方式各有差异，不能划一对待，更是不言而喻。
